爱国主义教育家张伯苓生于天津

     　１８７６年４月５日，是张伯苓先生的诞辰。张伯苓是旧中国民办教育的典范，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张伯苓历尽艰辛，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并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以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兴学育人，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周恩来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下面是南开大学原秘书长黄钰生撰写的《张伯苓功在人间》的文章。黄钰生从１９１２年进南开中学读书，到１９５１年为张伯苓起草遗嘱，近四十年风风雨雨，目睹老校长在漫长曲折的办学道路上拚搏苦斗的历程。其中写道：
　　甲午战败，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目睹这一丧权辱国的转租仪式，悲痛欲绝。他亲眼见到，英国水兵魁梧剽悍，中国水兵猥琐萎靡，痛感我中华虽然广土众民，但国民身体不如人，精神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
　　从那时起，张伯苓弃武学文，决心办教育。在当时，用教育救国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但张伯苓先后兴办南开中学、小学、大学、女中，重庆南中、南开经研所、化研所，以至参预办西南联大，真是凄凄惶惶，席不暇暖，奔走呼号，惨淡经营，数十年如一日。那种重视智力开发、重视人才培育的奋斗精神，还是弥足珍贵的！
　　当时，许多官立学校常因捉襟见肘，发生教员索薪纠纷。南开各校是私立，却从不欠薪。不仅如此，当时南开大学有名的一些教授，如当代数学家陈省身、吴大任的老师姜立夫及杨石先、邱宗岳等，北大、清华等校用高出一倍的薪金，都请不去。张伯苓向司徒雷登说：我要跟你们燕京比赛！
　　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如重体育、重道德教育、重科学实验，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
　　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４日，张校长中风不语，生命危在旦夕。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为校长写一遗嘱，大家公推和张校长最接近、相处时间较长的黄钰生起草。
　　遗嘱的内容，关于教育部分是根据张伯苓先生５０年来一贯的教育思想写的；关于大局，是根据他离开南京到重庆及回到北方后和许多学生讲话概括而写的。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好，心里也清楚。我一段段念，他一段段点头表示同意。当时在场的还有师母王夫人，校长的子、媳三人。张锡年的爱人最后还大声问老先生：“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挑起大拇指来表示赞赏。这个遗嘱我记得清楚，有以下几段：
　　“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五十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
　　“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众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
　　“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的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之政策。凡我同学，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３日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同志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向校长遗体行礼默哀，慰问了张师母，然后到客厅同校友们见面谈话，说自己很遗憾没能早点来，又说道：
　　“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