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明朝戏曲家（1550年诞生）

汤显祖

　　汤显祖塑像.汤显祖（１５５０～１６１６）明代戏曲作家。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晚号茧翁，自署清远道人。临川人（今属江西）。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汤显祖。画像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今抚州市）。汤显祖从小聪明好学，“童子诸生中，俊气万人一”，汤显祖十四岁便补了县诸生。二十一岁中了举人。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了。但是，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而不以才学论人。万历五年、八年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某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某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但因此，汤显祖却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的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显祖入幕，显祖都拒绝了。
　　三十四岁，汤显祖以极低的名次中了进士，布满荆棘的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北京礼部观政（见习），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七年。自永乐以来，南京是明朝的留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尤为其中的闲职。有人咏之于诗曰：“印床高阁网尘纱，日听喧蜂两度衙。”其闲寂可想而知。然而，当时南京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论，即戏曲家，前后就有徐霖、陈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诸名家。汤显祖在此，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作书中蠹鱼。虽至夜半，书声琅琅不绝于口。别人问他：“老博士何为嗜书？”答曰：“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这种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张居正而终于在这时被严加处分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留都也不太平。这里正进行着文学思想的激烈斗争。早在嘉靖时代，文坛上就盛行着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万历期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步其后尘，有加无已。风气所及，一时有所谓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之类。其中王世贞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地位和势力。万历十一年（1583），他以应天府尹的身份赴南京，后在这里为刑部侍郎、尚书。地位显赫。士大夫趋之若鹜。许多人奔走在他门下。他的片言只语，便可“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俨然为文坛盟主。可是，汤显祖是一个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权势的人，他重创新而反对复古，他注意汲取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不为复古派所规定的范围所局限。他的文学思想和旨趣与王世贞辈大相径庭。因此，他虽与王世贞同在南都，且又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直接下属，却不愿与王氏兄弟相往还。他写信给朋友说：“无与北地诸君接逐之意，北地诸君亦何足接逐也。”更有趣的是，汤显祖为揭露文学复古派的真面貌，还约了友人把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文拿来解剖，划出他们诗文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作俎上之论。王世贞知道后，也无可如何，哑然失笑而已。这表明，汤显祖不仅不以权势是从，而且当复古文学思潮笼罩海内时，他有主见，有特识，决不随波逐流。
　　这不是说汤显祖有一种先天性的反抗性格，这实际上是他接受古代优秀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接受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影响的结果。明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他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都以掀翻天地的雄心，赤手缚龙蛇的气概，痛斥口谈道德而心存富贵的伪君子，并以“非圣无法”自命。在思想文化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大师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十分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形成了他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也被人称之为“狂奴”。这样，他不仅在品格上不愿与专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而且在政治上锋芒毕露。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疏文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他“去钳剭（杀戮），罢桁杨（加在脚上或颈上以拘系囚犯的刑具），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有时下乡劝农，常年则与青衿子秀切磋文字。这种古循吏的作风，终于使浙中这块僻瘠之地大为改观，桑麻牛畜都兴旺起来。也许汤显祖是把这里当作他的理想王国了，在上述善政之外，竟然擅自放监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让他们上街观灯，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无顾忌。这使他的政敌终于抓住了把柄，待考核官员的时机一到，他们就出来暗语中伤。汤显祖自然知道有人想赶走他。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受，便不待别人攻击，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批准，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后来，吏部和都察院以 “浮躁”为由正式给他一个罢职闲住的处分时，他弃此敝履早过三年。
　　生生死死随人愿
　　——汤显祖和‘超级粉丝’俞二娘的故事汤显祖
　　“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是《牡丹亭》中杜丽娘著名的唱词。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故事，并非仅仅属于《牡丹亭》。它的一位读者俞二娘，也超越了生死，“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作者、观众和戏剧以最奇妙的方式相遇了。
　　从明万历年间的原创版，到２００４年的青春版，《牡丹亭》已经上演了四百余年，汤显祖娓娓描述的爱情故事，征服了无数观众，尤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青年。其中，最为典型的当数俞二娘。用眼下的流行语来说，她是一位“超级粉丝”，当今的追星族与她相比无不逊色。
　　有一条为昆曲研究者奉若至宝的史料，记录在明人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里：“娄江女子俞二娘，秀慧能文词，未有所适。酷嗜《牡丹亭》传奇，蝇头细字，批注其侧。幽思苦韵，有痛于本词者……”俞二娘在读了《牡丹亭》以后，用蝇头小楷在剧本间作了许多批注，深感自己不如意的命运也像杜丽娘一样，终日郁郁寡欢，最后“断肠而死”。临终前从松开的纤手中滑落的，正是《牡丹亭》的初版戏本，而且“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
　　汤显祖得知消息后，挥笔写下《哭娄江女子二首》：“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
　　■汤显祖与俞二娘在生活中无缘相识，却可以在剧中相遇
　　汤显祖逝世后１５０年，与他同为江西人的蒋士铨，写了一部《临川梦》。据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记载，这部以剧作家汤显祖为主角的传奇分上下两卷，共２０出。传奇中多次出现一个特殊人物——俞二娘。
　　例如第四出《想梦》，写俞二娘耽读《还魂记》（即《牡丹亭》），柳生和杜丽娘竟幻影现身。第十出《殉梦》，写俞二娘读《还魂记》断肠而死（这恐怕源于张大复的记载）。可是到了剧本的下卷，故事情节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例如第十五出《寄曲》，写俞二娘死后２０多年，她的乳母将俞二娘批点的《还魂记》送到了汤显祖手里。第十六出《访梦》，写俞二娘的亡魂打算拜访汤显祖，以此意诉之释尊。第十九出《说梦》，写汤显祖长子死而归天，与淳于棼、卢生、俞二娘、霍小玉（除俞二娘外均为汤显祖的剧中人）等人在天王前相会，论世事皆梦。最后一出，则写汤显祖在玉茗堂睡觉，睡神引俞二娘的灵魂进入汤显祖的梦中，与之相会。汤显祖感其知己。淳于棼、卢生、霍小玉等人也来见。玉茗花神传天王法旨迎众人入觉华宫。（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王古鲁译，中华书局版）
　　剧作家往往是经由文字和舞台表达思想，与观众交流感情的。然而在这部《临川梦》中，汤显祖与俞二娘不仅超越了剧作家与观众的关系，更超越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他们的灵魂居然能在梦境中相聚，并进入仙界天庭。显然，这与《牡丹亭》的艺术手法一脉相承。诚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我十分欣赏蒋士铨在《临川梦》中丰富的想象力。在现实生活中，汤显祖与俞二娘或许无缘相识，可是在《临川梦》中，他们却有了时间跨度很长的奇特交往，乃至心心相印。我想这至少传递了两方面的意义：一，在昆曲发祥地的娄江，必然会产生多情善感的女子俞二娘，也必然会与多情善感的剧作家共鸣。《牡丹亭》也只有以昆曲来演出才是最完美的。二，剧作家以上佳的作品赢得观众的心，是天职；能让观众舒展与生俱来的艺术欣赏力，是天意。
　　■《牡丹亭》问世后，立刻遇到了能否用昆腔演唱的问题，并出现了多个改编本
　　在这里，我只想把汤显祖和俞二娘还原为剧作家和观众，并通过那位１７岁的娄江女子，分析昆曲的流布形态。
　　有专家考证，《牡丹亭》是汤显祖根据杜丽娘话本和流传在江西南安大庾的女魂恋人故事创作的。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与汤显祖所生活的明万历年间有一段距离，然而在剧作家笔下，杜丽娘和柳梦梅是“当代人”，他们超凡脱俗的爱情际遇，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而剧作家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包括唱词和道白，也是新颖的。所以他在剧本的开场白中写道：“白日消磨断肠句，世间只有情难诉。”在结尾处又说：“唱尽新词欢不见，数声啼鸟上花枝。”
　　剧本问世以后，立即遇到了能否用昆山腔演唱的问题。许多人以昆腔的尺度来衡量它，觉得剧本的曲辞不合规律，腔、板绝不分辨，衬词、衬句凑插乖舛，唱起来会拗折人们的嗓子。当时的著名演员王怡庵评论说：“叠下数十余闲字，着一二正字，作（怎）么度？”（见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
　　作为江西临川人，汤显祖习惯于用宜黄腔、乐平腔、弋阳腔等地方腔调来创作。由于《牡丹亭》引起了广泛关注，他的剧本迅速出现了沈璟、冯梦龙、吕天成、臧懋循、硕园等人的改编本，其中有不少是以方便昆剧演唱和一般人索解而改编的——所有这些改本都不为汤氏承认，他常常坚持要让人们按照原来的剧本演出。汤显祖在给宜伶罗章二的信中明确指出：“《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同了。”
　　哪怕当年便有雅俗之争，《牡丹亭》毕竟是那个时代的“现代戏”，很能为普通观众所理解。汤显祖在剧本中倾注了自己无限的伤心、无限的感触。每一出戏都充满着凄美的意趣和幽默的色彩，每一个场景交织着沉郁的怨恨和悲凉的情调。正因为如此，《牡丹亭》博得了以俞二娘为代表的无数青年女子的共鸣。
　　■昆曲曾经属于俗文化，文化背景的变化使我们失去了读解它的钥匙
　　从清末起，昆曲逐渐失去了它作为社会娱乐文化主流的群众基础，一蹶不振，至民国以后，更几乎成为绝响。很多人认为，昆曲的衰落是由于它太雅，曲高和必寡，尤其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喜欢一次性消费，这也影响了他们对于艺术的态度。然而，谁承想，昆曲在它的兴盛时代却是隶属于当时的俗文化范畴的？市井小民、贩夫走卒不仅乐于欣赏，也善于欣赏——俞二娘的例子是再典型不过了。现在人们所责备的昆曲“过雅”，实在是由于社会的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人失去了读解它的钥匙。使用汉语拼音或者外语的人们，难以轻松地理解它所运用的古汉语意蕴，所表达的时代特征。
　　今天，青春版《牡丹亭》进入大学校园，必须给每一句华美绮丽的唱词打上字幕，才能让观众听懂——也许还不是完全听懂。尽管大学生们能得心应手地操作电脑、诵读外语，他们的古文基础，在１７岁的娄江女子俞二娘面前却自叹弗如。
　　时代的隔膜，给昆曲带来了致命伤。
　　然而，昆曲所富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又使它具备了传统文化结晶体的品格——这也许正是它成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理由。传统昆曲的演出，不仅具备娱乐文化的审美情趣，而且有着延续历史与文化的内在价值。
　　所以，尽管我们的身边不会再出现俞二娘，《牡丹亭》在很多年以后还将继续演下去。
文学主张
　　汤显祖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１２岁的诗作即已显出才华。１４岁补县诸生，２１岁中举。这时，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 26岁时刊印第1部诗集《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诗集《雍藻》（未传），第三部诗集名《问棘邮草》。２８岁时作第１部传奇《紫箫记》，得到友人的合作，但未完稿，１０年后改写为《紫钗记》。３４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作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神宗朱翊钧即位后的朝政，抨击宰辅张居正和申时行，因而被贬广东徐闻任典史。二十年（１５９２）调任浙江遂昌知县，颇多善政，并有诗作讽刺朝政，关心民间疾苦。《感事》诗直接讽刺皇帝醉心求金开矿而造成弊端：“中涓凿空山河尽，圣主求金日夜劳。赖是年来稀骏骨，黄金应与筑台高。”二十六年（１５９８）弃官归里。家居期间，心情颇矛盾，一方面希望有“起报知遇”之日，一方面却又只望“朝廷有威风之臣，郡邑无饿虎之吏，吟咏平，每年添一卷诗足矣。”后逐渐打消仕进之念，专事写作。
　　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罗汝芳，罗是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这一学派承继了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加以发展，又称"左派王学"。这个学派抨击程朱理学，怀疑封建教条，反对束缚个性。万历年间左派王学的最突出代表人物是李贽。在文学思想上，汤显祖与公安派反复古思潮相呼应，明确提出文学创作首先要“立意”的主张，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这些思想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具体体现。汤显祖虽然也创作过诗文等，但成就最高的还是传奇。他是我国古代继关汉卿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现存主要有五种，即“玉茗堂四梦”（或称“临川四梦”）及《紫箫记》。“玉茗堂四梦”即《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这四部作品中，汤显祖最得意，影响最大的当数《牡丹亭》。
　　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自杀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得罪名人。早年参加进士考试，因拒绝掌朝的张居正的招致而落选。中进士后，也拒绝当时执掌朝政的张四维、申时行的拉拢。在南京时，不和当时已有很大名声的王世贞、世懋兄弟往来，甚至在王举行的公宴上谢绝和诗。晚年淡泊守贫，不肯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这样“耿介”或“纵诞”的人物。汤显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明史》记他“意气慷慨”，“蹭蹬穷老”，这评语颇能概括其生平之要。
　　汤显祖晚年思想比较消极，这同他潜心佛学有关，也同他辞官后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有关。他自称“偏州浪士，盛世遗民”，说“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后又以“茧翁”自号。
　　汤显祖所处的时代，文坛为拟古思潮所左右，继承“前七子”的“后七子”声威极盛。汤显祖２１岁时，“后七子”首领李攀龙已去世，但另一首领王世贞继续为文坛盟主，且“独操柄二十年”。汤显祖于青年时期即批评“前七子”的李梦阳、“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指摘他们作品中“增减汉史唐诗字面处”。后更抨击“李梦阳以下”诸人作品“等赝文尔”，并尖锐地说：“赝者名位颇显……其文事关国体，得以冠玉欺人。”“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根本缺陷是一味摹拟前代作品的用字、造句，乃至改头换面，剽窃前人词句。汤显祖认为“汉宋文章，各极其趣”。他还强调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不在步趋形似之间。他的这些主张对后来高揭反拟古旗帜的公安派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在反拟古派过程中，汤显祖是从李贽、徐渭到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之间的重要人物。汤显祖诗作，早年受六朝绮丽诗风的影响，为了对抗“诗必盛唐”，后来写诗又曾追求宋诗的艰涩之风，他的这些创作实践并不足以和拟古派相抗衡。汤显祖的古文长于议论，颇有：好辩：特色。他的书信写得很富感情,文笔流利,为后人所推崇。他还长于史学，修订过《宋史》，惜未完稿。
创办。贵生书院
　　贵生书院在徐闻县徐城镇旧城内。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贬任徐闻典史时，有感于当地士子轻生，因而倡建此书院，清代经多次修建，1984年重建。书院前有明代石道，全长732米，宽4.6米，东西走向，路面有牛车车轮辗成轨迹2道，深达13厘米。沿石道西走300米有学宫，建于明，仅存大成殿，1986年重修，现完好。书院和石道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贵生书院一景古代徐闻县民风好斗人皆轻生，汤显祖为了推广中原文明化土著之俗，其联合知县熊敏捐俸银在徐闻县城西门塘畔创办了一所“贵生书院”，教民知书识礼，认识生命的重要性而化其轻生之俗。并宣传“君子学道则爱人”、“天下之生皆当贵重”的人生哲理。汤显祖将书院的12间教室，分别命名为审问、博学、慎思、明辨、笃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并在《徐文留别贵生书院》一文中道：“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海波终日鼓，谁悉贵生情。”汤显祖在教学上对弟子一视同仁，因材施教，扶理谈修，每日津津不厌。通过汤显祖的教育和宣传，徐闻文风渐盛，科举盛行。清《王夫子宾兴》碑文曰：“自明义仍先生来徐闻建书院，而徐益知向学，当时沐其教者，辍魏科登赋仕，后先辉映，文风称极。”明万历19年至崇祯年间徐闻连年旱灾，民食不果腹，但人人向学，仍出了15名举人。明清两代徐闻多次修缮贵生书院，并订立了《院规条》，还拨出学田96石作为会科经费，可见汤学已经深入徐闻人心。汤显祖病逝的消息传至徐闻，徐闻县兴建了“汤公祠”，以此表达当地人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戏曲成就
　　汤显祖的主要创作成就在戏曲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又名《还魂记》），它和《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除《紫钗记》写作时代可确考外，其余“三梦”都不易确定写作时间，学术界目前有不同看法。
　　
《牡丹亭》

　　《牡丹亭》共５５出，写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其中不少情节取自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见《燕居笔记》）。和话本相比，《牡丹亭》不仅在情节和描写上作了较大改动，而且主题思想有极大的提高。剧情梗概是：贫寒书生柳梦梅梦见在一座花园的梅树下立着一位佳人，说同他有姻缘之分，从此经常思念她。南安太守杜宝之女名丽娘，才貌端妍，从师陈最良读书。她由《诗经·关雎》章而伤春寻春，从花园回来后在昏昏睡梦中见一书生持半枝垂柳前来求爱，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杜丽娘从此愁闷消瘦，一病不起。她在弥留之际要求母亲把她葬在花园的梅树下，嘱咐丫环春香将其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其父升任淮阳安抚使，委托陈最良葬女并修建“梅花庵观”。３年后，柳梦梅赴京应试，借宿梅花观中，在太湖石下拾得杜丽娘画像，发现就是梦中见到的佳人。杜丽娘魂游后园，和柳梦梅再度幽会。柳梦梅掘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结为夫妻。汤显祖在本剧《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所说的“情”，指人们的真正感情，在《牡丹亭》里表现为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追求。“理”，是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牡丹亭》里表现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对青年一代婚姻自由的束缚。这种明确的创作指导思想，与当时反对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一脉相通。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使《牡丹亭》比同时代的爱情剧高出一筹。剧中关于杜丽娘、柳梦梅在梦中第二次见面就相好幽会，杜丽娘鬼魂和情人同居，还魂后才正式“拜告天地”成婚的描写；关于杜丽娘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由于梦中获得的爱情在现实中难以寻觅，一时感伤而死，也即所谓“慕色而亡”的描写，都使它别具一格，显示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和浪漫夸张的艺术手法。
　　《牡丹亭》还别开生面地刻画了花神和判官的对立性格。花神专掌“惜玉怜香”，实际是青春和爱情之神，作者大胆地描写这位神祗“保护”杜、柳在梦中幽会。判官是阴世的统治者，却具有阳世封建统治者的特点，不仅枉法，还维护封建礼教。他谴责花神有“罪业”，指摘“花把青春卖，花生锦绣灾”。花神一面佯作“认罪”，一面却又为杜丽娘说情，使判官遣发杜丽娘还魂。这些都符合他“惜玉怜香”的职责，而判官决定放出杜丽娘，却又是因见到“婚姻簿”注明柳、杜是夫妻，也就是从“命定”观念出发，这种观念同他的身份也很契合。
　　《牡丹亭》也写了封建家长杜宝对女儿的自由婚姻的阻挠。杜宝恪守封建礼教，认为女儿和柳梦梅的爱情婚姻都是“胡为”。他在“诏赐团圆”的圣旨下达前，一直坚持要女儿和柳梦梅离异。但作者也写他为官清正，避免了人物性格的概念化。陈最良也是《牡丹亭》中刻画得较有特色的人物。作为一个思想僵化的老秀才、老学究，他是杜丽娘的对立面。但他又非完全不通世情的腐儒，而有圆滑世故的一面。柳梦梅中状元后，他几乎忘记了曾在杜宝面前诬告柳为“劫坟之贼”，而在两人之间调解分劝，对当年被他责打的丫环春香，此刻也以“贤弟”相称，他的性格也不是单一的。
　　《牡丹亭》中描写得最成功的人物当数杜丽娘。明人王思任在《牡丹亭序》中说：“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瞑，獠牙判发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追求爱情的缠绵而执著，是杜丽娘的一种性格特点，但杜丽娘还有她的思想特点。在《牡丹亭》以前，戏曲、小说中描写女子执著、坚定地追求爱情，不乏其例，但象杜丽娘这样表现了要求个性自由发展思想的却很罕见。杜丽娘说她“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惊梦》），又说“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寻梦》）。联系起来看，所谓“由人恋”，意为对美好的事物想爱就爱；“随人愿”，意为为了追求美好的事物要生死相随；“无人怨”，意为即使死了也无怨言。《牡丹亭》写杜丽娘的思想与行动同步，正是这个作品的成功之处，也是杜丽娘形象塑造中最有光彩之处。
　　《牡丹亭》写杜丽娘的性格发展和心理活动，层次鲜明，细致熨贴。游园以前，她感到“剪不断，理还乱，闷无端”；游园时，她的心情由“闷”而“寻”，因为感受到大好春光而要追求爱；惊梦时，由“寻”而“欢”，终于找到情人；梦后，“欢”而“空”，因为所爱的人无处寻觅而感到空虚寂寞。从《寻梦》出到《回生》出，杜丽娘的心理也写得相当细致，且有跌宕起伏。不过，在还魂以后，她的性格特点几乎消失，她的婚姻遭到父亲反对，面对封建礼教观念的阻力,她不敢反抗, 性格显得苍白无力。
　　美中不足的是，柳梦梅写得较为逊色，缺乏光彩。但也有评论家认为，柳梦梅的痴情和耿介写来还是可贵可爱的，堪与杜丽娘的性格交相辉映。
　　丫环春香也写得个性鲜明。她直率地揭露陈最良的道学面貌，与杜丽娘的反抗性格相映衬。《闺塾》（即《春香闹学》）出中，分明杜丽娘对陈最良“依注解书”不满，但只能委婉地说“这经文偌多”，春香却直接向传统的经解挑战，故意问君子为什么要求淑女。在《写真》出中，杜丽娘把梦中幽会事告诉春香，春香先是吃惊，接着表示感叹：“怎的有这等方便呵！”活脱刻画出她的纯洁天真。
　　《牡丹亭》文词以典丽著称。《惊梦》的几支曲子一向为人称道，如〔皂罗袍〕曲：“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写杜丽娘对春光的欣赏和叹惜，透露了她爱情上的苦闷。又如《寻梦》中的〔懒画眉〕曲：“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悬。睡荼靡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写杜丽娘渴望重寻旧梦、获得爱情的欢乐，却用她见到的景物来烘托。这种典丽的曲文用来刻画杜丽娘这样出身官宦人家的小姐的情态是很适合的。不过《牡丹亭》曲文也表现出它的弱点，使用冷僻的典故过多，甚至有晦涩生硬之病。《牡丹亭》的曲文并不纯是典丽，在描写下层人物如农夫、牧童和桑妇时，比较通俗。在宾白的运用上，语言比较精练，也较通俗，在描写陈最良等人物时，尤为出色。还有不少属插科打诨的宾白则常流于庸俗，这也是元代以来戏曲中的一种通病。另外，《牡丹亭》中也有某些在男女情事上堕入恶趣的笔墨。
　　《牡丹亭》问世后，盛行一时，使许多人为之倾倒。汤显祖的《滕王阁看王有信演〈牡丹亭〉》诗中写道：“愁来一座更衣起，江树沉沉天汉斜。”汤显祖还从朋友处得知有一位娄江的女读者俞二娘断肠而死，他写了《哭娄江女子》诗，其中写道：“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相传《牡丹亭》还使女伶人商小伶伤心而亡，这些都说明《牡丹亭》有着极为感人的艺术力量。
　　《牡丹亭》的出现，又引起了一桩戏曲史上有名的"公案"──删改《牡丹亭》的争论。汤显祖同年进士吕玉绳为了使《牡丹亭》便于用昆腔演唱，按昆腔音律作了改定（一说吕改本实为沈□改本），汤显祖不止一次对吕改本表示异议。他嘱咐宜黄伶人罗章二说："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但后来改本更多，且皆系名人所为，如臧懋循和冯梦龙都曾更定、删削。冯梦龙还把他的删改本改名为《风流梦》。汤显祖和他家乡一带的宜黄腔艺人交往颇多，他所写传奇当是便于用宜黄腔演唱。由于昆腔盛传，近代剧坛流行的《牡丹亭》演出本大抵出于改定本。
　　围绕着修改《牡丹亭》的争论，也反映出汤显祖在戏曲创作上首先讲究"意趣神色"，不斤斤计较于按字模声的创作主张。他对当时沈□等编纂的曲谱、曲论虽有肯定，但也有批评。他在致吕玉绳的信中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模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这种观点同他主张文章要有灵性，是一致的。
　　
《邯郸记》和《南柯记》

　　《邯郸记》共３０出。曲词比较朴素。本事据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改编。写卢生一贫如洗，在邯郸道旅舍中遇道士吕洞宾授他一枕，即入梦中。卧枕时旅舍主人方蒸黄粱。卢生在梦中得娶名门女子，中进士，当了２０年宰相，封国公，食邑五千户，官加上柱国太师。他的子孙也一齐高升。一梦醒来，黄粱方熟，卢生遂悟破人生，随吕洞宾出家。剧中描写卢生的煊赫声势，较之《枕中记》展开了更多的描绘。对卢生的卑劣手段，如倚仗妻子有钱去贿通官僚勋贵，以及中状元等刻画，更是属于汤显祖的创造。卢生享尽富贵荣华，在临死之际，还一心思念身后的赠谥和青史留名。作品揭示和批判了封建官僚由发迹到死亡的丑恶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官场的黑暗。这里融和着汤显祖在多年仕宦经历中和对社会的观察中所感受到的官场倾轧、科举腐败和官僚奢侈等情况。
　　《南柯记》共４４出，本事据唐代李公佐的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改编。内写淳于棼酒醉后梦入槐安国（即蚂蚁国）被招为驸马，和瑶芳公主成婚。后任南柯太守，政绩卓著。公主死后，召还宫中，加封左相。他权倾一时，淫乱无度，终于被逐。醒来却是一梦，被契玄禅师度他出家。和《南柯太守传》相比，此剧在描写中更多地揭露了朝廷的骄奢淫逸、文人的奉承献媚等。
　　《邯郸记》和《南柯记》都通过梦幻写人生，是讽世剧。由于唐人小说中原有人生如梦、富贵如烟的思想，汤显祖本人又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这两部作品也就表现出虚幻的色彩。
　　
《紫箫记》和《紫钗记》

　　《紫箫记》现存３４出，是汤显祖的早期作品。男女主角李益和霍小玉明显来自唐代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但情节不同。它写李益和霍小玉成婚后在游华清宫时失散，后小玉拾到紫玉箫，皇帝遣送他回家。李益得中状元，被派往朔方边境军中任职，两人相互思念。数年后的一个七夕之晚，李益回家，夫妻团圆。全剧文笔绮丽，人物道白都为四六对句。也有恶趣笔墨。据作者的《紫钗记题词》中说，《紫箫记》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原因据说是作者企图“暗刺时相”。但详细真相不明。
　　《紫钗记》共５３出，系据《紫箫记》改作。作者在情节上改动数处：娼妓身份的霍小玉改为良家女子；经人撮合改为李益由拾钗而识小玉；批判负心汉改为歌颂李益和小玉在爱情上的坚贞，而阻挠他们婚姻的是卢太尉；把黄衫客写成一个与宫廷有密切关系的十分有权势的人物。词藻华丽，但也有疏隽处。《堕钗灯影》写霍小玉和李益相会时又惊又羞又喜的初恋之情,细致传神；《冻卖珠钗》写霍小玉的痴情，相当动人。《折柳阳关》《玉工伤感》《怒撒金钱》等出写人物心理，结合氛围衬托，也很成功。
后世影响及作品刊本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２０多年的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才”和“千秋之词匠”。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弱点，“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由于汤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切。《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汤显祖生前就有《玉茗堂文集》刊行。逝世后５年，韩敬编印《玉茗堂集》。他的作品于明清两代均有刊本，目前通行的是１９６４年由钱南扬、徐朔方合编的《汤显祖集》，包括诗文和戏曲。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对汤显祖的作品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搜集整理，出版了《汤显祖集》。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人民政府在临川市修建了汤显祖墓园、玉茗堂影剧院，影剧院内设有汤显祖纪念室。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央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西省文化局和中国剧协江西分会在抚州玉茗堂影剧院联合举行了纪念汤显祖逝世３６６周年大会。一九九二年，人民政府又筹建汤显祖纪念馆，一九九五年，占地二百亩的汤显祖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遂昌汤显祖纪念馆我国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汤显祖于明万历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１５９３－１５９８）任遂昌知县。他勤政爱民，兴教办学、劝农耕作、灭虎除害，政绩显著。他的代表作《牡丹亭》几百年来享誉文坛，驰名海外，其主要思想的形成在遂昌县，并与其密不可分。汤显祖纪念馆位于遂昌县城北街四弄，面积９００平方米，由前院、馆舍、后园三部分组成，环境优美，古朴雅致。馆内陈列内容丰富，格调高雅,集中介绍汤显祖生平、在遂昌政绩，以及汤显祖的艺术创作成就。
　　在２００６中国·遂昌汤显祖文化节暨汤显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周育德将“中国汤显祖研究会”的牌匾授予遂昌，这标志着中国汤显祖研究会正式落户遂昌。
　　遂昌作为汤显祖主政和《牡丹亭》的酝酿创作之地，一直以来就是中外汤学专家、学者寻访遗迹，搜集史料，进行各种形式研究活动之地。今后，遂昌将积极发挥中国汤显祖研究会落户遂昌的优势，整合海内外汤学资源，推动汤学研究的发展，同时，积极培养县内的汤学人才，使遂昌成为名副其实的汤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