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政治家王允逝世

王允

　　王允(137-192)字子师，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东汉末年献帝时司徒。
简介
　　王允，字子师。根据《后汉书》记载，他是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汉献帝初年任司徒、尚书令。当时皇帝只是一个傀儡，董卓大权在握。王允成功策划了对董卓的刺杀，但是没有逃过董卓余党的反扑，和他的家族一起被处死了。
　　根据后汉书记载，王允出身官宦世家。他十九岁就开始任公职，壮年时任豫州刺史。因为在和中常侍张让的斗争中失败，王允被迫去官隐居，在中平六年，何进掌权之后重新出仕，历任从事中郎和河南尹。在何进被宦官诛杀，董卓掌权时，他已经代替杨彪成为了司徒兼尚书令。他反对董卓的暴政，和董卓义子吕布结为密友，利用吕布和董卓的矛盾，于初平三年，在吕布的帮助下刺杀了董卓。董卓死后，王允与吕布共执朝政，但是董卓余党李傕、郭汜、樊稠等率军攻破长安，吕布出逃，王允被处死，时年56岁。
　　根据《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的记载，王允侄子王凌被曹操赏识，在魏国官至太尉，但是在讨伐司马懿时兵败被杀。在小说《三国演义》中，他是貂蝉的义父，貂蝉是造成吕布和董卓反目，以致于吕布最终刺杀了董卓的主要原因。在讨论三十六计中的美人计和连环计时经常引用此事件。
生平
　　东汉末年，奸臣董卓弄权误国，祸国殃民，其行径激起了满朝文武和普通百姓的极度愤慨，人人欲诛之而后快。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声中，董卓终于被朝廷诛杀，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担任铲除董卓这一历史重任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便是东汉献帝时期的司徒王允。
　　望族世家 初露锋芒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的重要官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王允天资聪颖，独具慧质，深受上辈们的喜爱和赏识。在他们的影响和熏陶下，王允自小意气非凡，立志长大后不仅要继承和发扬父辈的传统，而且还要心忧国家，有益于东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志向和目标，王允时时刻刻注意自身素质的修养。虽出生豪门世族，但他并不迷恋奢侈的生活和舒适的享受，而是充分利用家里的优越环境，饱读诗书和泛阅经传。少年时期，王允就已经成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才子，远近文人学土都对他刮目相看。习文章、阅经典之余，王允还坚持习武强身。他崇慕卫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气度，同时也佩服他们誓死卫国的精神。认真不懈的文修武练不到数年，王允便出落为一名文韬武略无不精通的全才。
　　由于出生上层士族世家，平日除了习文练武之外，王允也经常跟随父辈们出入官场，结交许多世家名士。而且，王允更愿意与下层人民接触，因为这样更能接近生活，体验生活，积累丰富的经验。一时之间，少年王允不仅在同辈中间脱颖而出，而且在整个山西也已经小有名气。
　　一次，同郡名士郭林宗因事拜访王允的父亲，正好逢上父亲有事外出，王允便以主人身份招待客人，他讲究礼节，大方自然。随后，又与客人读文论武，商讨切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仅条理清晰，而且见解深刻。在与王允短暂的接触过程中，郭林宗见他举止有度，谈吐非凡，不禁深深啧叹，对他如此年纪便具有如此非凡的学识和涵养而大感吃惊，当场拱手称赞王允说：“王相公可谓是一日千里，旷世奇才啊!今后一定能成为天子的肱股、国家的栋梁！”之后，郭林宗还主动与王允交好，结为朋友。从此，并州士人便习惯称王允为“一日千里，王佐之才”。
　　19岁那年，王允被推举为郡吏。任职不久，便遇上一件极其复杂棘手的事情：山西晋阳地区有一名叫赵津的小黄门，依仗自己的主子是朝廷当权宦官，便在当地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百姓慑于赵津的淫威，敢怒而不敢言。王允真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他得知这一情况后，气愤地对手下衙吏们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此为非作歹，贪赃枉法，格杀勿论!”随即下令逮捕赵津，并立即将他解押东市，斩首示众，以慰民心。晋阳百姓见他们深恶痛绝的祸害已除，个个拍手叫好，他们还纷纷前往王允所在官署，感谢慰问王允，称赞他是为民作主，不畏强暴的好父母官。王允首次经受世事的考验，并赢得众人的称赞和拥护，由衷地感到高兴，更坚定了秉公为官的信心。
　　东汉末年，由于朝廷腐败，导致中央和地方买官鬻爵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地方官僚权钱交易极为普遍。与王允同郡的同乡中有一个名叫路佛的游混无赖，从小娇生惯养，既无学识，也无德行，他仗着家里有钱，向太守王球行贿，要王球给他个官当。财迷心窍的王球是个见钱眼开的昏官，收下路佛的赂贿后，便给了他一个补吏的职位。王允对这种肮脏交易十分忿恨，当众揭露路佛的丑行，并与王球变颜争辩，指责他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王球恼羞成怒，利，用手中权力，立即将王允捉拿起来，投入牢中，准备随时杀掉。刺史邓盛很早就听说过王允的事迹，很是钦佩他的才识和性格。当他得知王球要杀掉王允的消息后，立即亲自骑上快马，前往太守衙门，保释王允，并且请他做自己府中的别驾从事。王允很感激邓盛的救命之恩，同时也为邓盛的正义行为所感动，于是一心一意为邓盛效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邓盛深感满意。在邓盛的提拔和宣扬下，王允的名声越来越大，为他日后步入朝廷做官奠定了基础。
　　韬光养诲 铲除国贼
　　王允为官初露锋芒，不仅赢得了州郡官吏和当地百姓的赞赏和钦佩，而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鉴于他的才能和表现，王允不久被朝廷三公同时征召，以司徒高第征为侍御史。从地方州郡迁到中央朝廷，这是王允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也为他实现忠心为国的政治抱负提供了广泛的政治舞台。
　　中平元年(公元189年)，即王允征为侍御史不久，全国各地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军农民起义。为了迅速镇压起义，东汉政府特别选拜王允为豫州刺史，征辟尚爽、孔融等名士担任王允的从事，率领重兵讨伐黄巾军。王允初次领兵打仗，便充分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文韬武略。预先，王允广泛征求从事和普通官兵的意见，设计了周密的作战方案；战斗过程中，王允亲自披挂上阵，大显身手，彻底击溃豫州一带的黄巾军。之后，王允和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倘共同受降数十万黄巾起义军。在受降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的书信，信中涉及一些与黄巾军有关的内容。张让是当朝掌权的大宦官，权势很大，极受皇帝宠爱。王允也不计较利害关系，他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便进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体细节全部揭发出来，并且写成奏折上奏皇帝。汉灵帝大惊，立即召张让进宫，怒气冲冲地指责张让，并要他交待实际情况。张让一向在朝中自以为是，指手画脚，也没想到有谁敢在皇上面前揭露他，因此见到王允的奏章后吓得半死，急忙叩头谢罪。可张让是何等狡诈圆滑的人物，他在回答皇帝时，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而说王允忌妒陷害他，说自己对陛下，对朝廷是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没有丝毫与黄巾军私通和背叛朝廷之意。灵帝本就有意偏袒张让，加上被张让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自认为他无罪，也便不再追究。
　　张让脱罪后，对王允心怀忿恨，一心想伺机打击报复王允。第二年，张让终于找到一个借口，将王允逮捕下狱。不久，正好赶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释放，还复刺史原职。可是，睚眦必报的张让并没就此罢休，没出十天，他又以另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狱。
　　司徒杨赐素知王允的为人和品性，知道张让是有意想置王允于死地，为了替王允开罪，让他免受痛苦和屈辱，杨赐派手下人劝告王允说：“你因事得罪宦官张让，一月之内，两次下狱，很明显他是有意和你过不去。如今你是凶多吉少，性命都难保。为了成就自己的志向，你又何必不先退让一下，忍一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只一味好强，恐怕他不会放过你，请你仔细思量思量吧！”王允手下的从事也对王允的再次入狱深感忧虑，他们想方设法营救王允。有一名好斗气的下属去狱中探望王允时，痛哭流涕，劝王允向张让认错赔罪，求他网开一面，被王允怒斥拒绝。下属找来一杯酒，气愤地对王允说：“你既然如此保全自己，不如喝下这杯毒酒算了，又何必还在狱中受别人的折磨呢？”可是，出乎下属的意料，王允一把夺过酒杯，厉声说道：“我是堂堂天子的臣民，君王赐罪于我，我应当接受惩罚，按照王法在街头斩首示众，而且天下人都应以我为戒，不再违反法律，维护社会的安定，哪有私自吞喝毒药，以死逃避法律制裁的道理？你们不用再劝我了，我意已决!”说完，便把酒泼倒在地上，自己走近囚车，又重新被关进监狱。
　　由于王允一直又没有向张让赔罪认错，张让又进一步渲染他的所谓的罪行情节。不久，王允的案件被提审，王允的手下官员和朋友以及朝中许多官员都十分着急，想制止张让对王允的陷害。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向皇帝上书，替王允求情，希望皇上能够赦免王允。他们在奏章中写道：王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为官尽忠尽诚，宽宏贤能，具有君子的风范和气节。过去晋悼公和先朝孝文皇帝能明辨是非，赦免大臣的罪行，陛下就不能仿效吗？如此王允受命于朝廷，诛讨逆贼，安抚良民，本应论功行赏，加官进爵；难道就因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就定他死罪吗？陛下如此不公平地给予他处罚，恐怕有负众望，百官有所不服吧。”灵帝刘宏看完奏章后，便赦免了王允的死罪，但仍下狱重新定罪。这年冬天，又逢朝廷大赦。由于张让始终从中作梗，王允仍不在赦免之列。何进、袁隗、杨赐等三公要员继续上书皇上，要求赦免王允。等到第二年，王允才被免罪释放。当时，朝中宦官当权，张让阉党凭借权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刚刚出狱的王允虽对张让等人的行径深恶痛绝，但因力量有限，只得改名换姓，离开都城洛阳，辗转于河内、陈留之间。
　　不久灵帝驾崩，王允急忙赶赴洛阳吊丧。此时，朝廷局势极度混乱，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势力大增，阉党张让失去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权，面临覆灭的危险。大将军何进利用各地方官吏奔丧的机会，大肆结交和拉拢亲己势力，以谋张让。王允一到洛阳，就被何进紧急召见，并说明意图。王允很感激何进对他的救命之恩，便满口答应，并担任从事从郎一职。后来情况发生急变，张让集结党羽，用何太后召见何进的名义把何进骗入宫中，趁机伏杀。王允不得不迁任河南尹，暂时逃避张让的嚣张气焰。张让伏杀何进后，曾奉密召的董卓、袁术等人立即领兵进京，讨杀张让。张让、段挂等人挟持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半夜出逃。当时，朝中公卿大夫被急变的局势吓得不知所措，他们都不敢护卫少帝。王允立即派遣一部分士兵跟随尚书卢植一起保护少帝，事后，又奉迎少帝回宫。
　　永汉元年(公元189年)，董卓废掉少帝，献帝刘协继位，王允被拜为太仆，不久迁任尚书令。初平元年(190年)，王允替代杨彪担任司徒职务，同时兼任尚书令。
　　王允担任司徒，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献帝登极后，外戚、宦官斗争仍在继续，黄巾军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地割据豪强也趁机发难，借讨宦官为名，纷纷问鼎中央政权，整个东汉政权危机四伏，动荡不安。面对如此国将不国的尴尬局势，王允毅然承担起恢复和革新东汉政权和社会的重任，没有丝毫退缩和畏惧。为了稳定政局，消除混乱，王允和朝中其他忠臣良将一道出谋划策，重新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
　　董卓在进驻洛阳过程中，迎立少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进驻洛阳后，董卓又多次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的贪婪欲望。他废旧立新，毒杀太后，广植党羽，培养亲信，统收兵权，控制朝廷。从董卓的种种倒行逆施中，王允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他将成为威胁东汉政权的最大隐患，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遏制和除掉董卓。可是，董卓手中掌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党羽众多，而且董卓本人凶残毒辣，如果主动出击，只能是以卵击石。于是，王允表面上一味听任，甚至顺从董卓，让他放松对自己的戒备，实际上却在细心计划，周密布置。董卓进入洛阳后，为了站稳脚跟和扩大势力，曾极力拉拢朝中有影响的官员。王允不动声色，顺势归顺，尽量迎合。有时，王允不惜矫情曲意，偏违原则，来换取董卓的信任。董卓见王允不但具有才识，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毫无二心，于是便把王允当作自己的心腹亲信，对王允不生丝毫疑心，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王允处理。王允借此时机，亲自主持一些恢复王室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具体事务。
　　王允虽然表面上多有曲迎董卓之意，但在有些涉及原则、正义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杨勋是当时朝廷的正义之土，自从董卓乱政以来，杨勋不畏强暴，一直与他进行尖锐的斗争。他曾与左将军皇甫嵩一起密谋诛杀董卓，后因皇甫嵩升迁，杨勋势力弱小，只得作罢。一次，董卓问王允：“不知谁最适合担任司隶校尉？”王允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只有杨勋最合条件。”虽然明知董卓与杨勋之间矛盾很深，但是，出于正义，王允毅然推举了杨勋。
　　在与董卓表面敷衍的同时，王允暗中积极组织和筹备反董卓的斗争。王允首先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郑公业等人共同商议诛杀董卓的计策。为了控制一定武装力量，王允等人极力向皇上推荐、保举羌校尉杨瓒行使左将军的权力；同时还举荐执金吾士孙瑞担任南阳太守，掌握一定的地方势力，并且命令他借讨伐袁术为名，带领兵马出道武关，实则为多路夹击董卓作准备。士孙瑞的行动引起了董卓的怀疑，他决定把士孙瑞留在都城。王允听说后，便顺从董卓的意思，擢升士孙瑞为仆射。另外又擢升杨瓒为尚书，为最后反击董卓作准备。
　　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封王允为温侯，食邑5千户。王允想拒绝，士孙瑞对他说：“在大事没成功之前，不能有丝毫破绽，您与董卓加官进爵，朝廷百官都瞻仰您的崇高品节，何乐而不为呢？不要因意气而误了大事啁!”王允一听有道理，便受命听封。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天，天下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连续下了两个多月的雨。王允和士孙瑞、杨瓒等人借登台祭祀乞神降雨之机，紧急商议谋杀董卓的行动方案。士孙瑞严肃地对他们说：“自从去年岁末以来，太阳阴晦不照，淫雨连绵不断，这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应该有个尽头。现在我们时机已基本成熟，如果不把握天机，先发制人，恐怕以后后患无穷啊!请你们认真考虑考虑。”王允很赞同士孙瑞的意见，决定伺机尽早行动，以图董卓。可是，董卓爪牙密布，戒备森严，而且他本人力大无比，凶残毒辣，如果不采取万全之策，一旦失手，恐怕后果难以设想。王允提议，可以安插内应，里应外合，杀他个措手不及。王允获悉董卓与他的心腹吕布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便秘密召见吕布。正好吕布也有反董卓之意。于是，王允便把诛杀董卓的计划全部告诉吕布，并委他作内应。起初，吕布碍于自己是董卓的义子，不便在内部亲自下手。王允对吕布说：“你姓吕，奸贼姓董，父子只是名义上的，并非骨肉亲情，况且董卓现在已是众叛亲离，你难道还认贼作父吗？你当他为父亲，平时他待你是儿子吗？”吕布的爱妾被董卓霸占，心中早已不满董卓对自己的粗暴行为和野蛮态度，于是便答应下来。
　　这年四月，正当王允等人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正逢天子大病初愈。朝廷百官在未央宫集合，恭祝天子龙体安康。事前，吕布派同郡骑都尉李肃等人带领十多名心腹亲兵，穿上宫廷侍卫的服装，潜伏在宫殿侧门两边。当董卓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侧门外时，立即遭到潜伏在门后的李肃等人的突然袭击。董卓急呼吕布，吕布手捧圣旨，大呼：“奉旨杀贼!”董卓在绝望中被乱刀杀死，并且诛连三族。
　　董卓被杀，朝廷上下一片欢腾。董卓祸国殃民的行径，激起了天下人们的极度痛恨，铲除董卓，不仅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合乎天下民心。它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谋杀董卓一名国奸臣，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东汉末年的历史进程。司徒王允，用自己对朝廷的赤诚和一身正气赢得了铲除董卓斗争的胜利和世人的称赞。
　　董卓被杀后，王允“禄尚书事，总朝政，遣使张种抚慰山东”
　　居功自傲 回天无力
　　作为诛杀国贼的首要功臣，王允自然少不了朝廷的嘉赏和广大人民的称赞。于是，王允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似乎有些飘飘然起来：“连董卓这样不可一世的大奸贼都死于我的手下，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他便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无所谓，毫不在乎，甚至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是以群下不甚附之。”每当群臣集会，王允很少像以前那样和大家推心置腹，共同商讨权宜之计，而是正襟危坐，面无和悦之色。慢慢地，群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崇和拥护他了。
　　当朝文学家蔡邕曾是董卓的旧臣，当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时，蔡邕正好和王允在一起。当时，蔡邕感到很突然，不禁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王允勃然大怒，严厉指责蔡邕：“董卓是国家的罪人，祸国殃民的罪行不可饶恕，你身为天子臣民，应该从大局考虑，从国家出发，共同声讨国贼，不想你念及他对你的一点私人恩惠，竟然为他感到痛惜，这难道不是与董卓同一鼻孔出气吗？”说完，便不容分辩，立即将蔡邕押至廷尉处问罪。蔡邕有口难辩，但作为文学家和史官，他为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写成汉史，便陈辞谢罪，自己愿意承受刺剑削足的酷刑以保全余生。士大夫们都十分同情怜悯蔡邕的遭遇，设法营救蔡邕，可毫无结果，太尉马日蝉专程前往王允住处，替蔡邕说情：“伯昭(蔡邕字)是难得的旷世奇才，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特别是对本朝故事了解颇多，应当给他机会，让他继续写成史书；况且伯昭以忠孝闻名于士大夫之中，现在以莫须有之名给他判罪，恐怕有失众望，不服人心吧!”王允根本不听劝告，反驳马日蝉说：“先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事衰败，社会上缺乏时代精神，不能让蔡邕像司马迁那样，毁谤和诬蔑幼小的天子，因为这既对神圣的道德教化毫无益处，而且还使我们这些人遭到批评和指责！”马蝉无奈，只得退出，感慨地对别人说：“王允这种作法恐怕不行吧!善待人才，这是一个国家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命脉，而让国家经典得以流传，则是重视国家制度和创作的保障。如今，像王允这样不重视贤才，切断国家的命脉，阻碍国家经典的流传，难道能维持久远吗？”可怜蔡邕最后冤死狱中。之后，文武百官和士大夫对蔡邕的死议论纷纷，王允这才真正明白蔡邕的确罪不及死，后悔莫及。
　　董卓死后，王允在如何安排和处理他的旧部时，反复无常，态度极不慎重，而这正是王允最后走向灭亡的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他先是想全部赦免董卓的部下，可继而又对群臣解释说：“本来，他们是没有罪的，只是身不由己，跟随董卓，所以不得已听从董卓差遣，犯了错误。现在如果给他们突然加上恶逆的罪名，而且特定赦免他们，恐怕反而使他们猜疑恐惧，心理承受不了，所以，赦免他们无罪不是使他们安心的上上之策，还不如让他们承受惩罚。”凉州兵是董卓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而且对董卓最忠心。董卓死后，如何处置凉州兵，是关系王允本人和东汉政权的大事。王允企图削夺凉州兵将领的兵权，取缔全部凉州兵，并且计划利用关东兵去控制他们。可是后来有人对王允说：“凉州兵素来害怕袁绍，畏惧关东兵，而今，如果派关东兵去解散他们，凉州兵人人都会担心性命不保，这样，很容易引起兵变和混乱。还不如任命皇甫义真为将军，去担任凉州兵的统帅，并让他长期留在那儿，以便安抚军心。”王允坚决反对：“这样绝对不行，关东兵是反董卓的义兵，与我们是同一条路线，现在董卓已死，如果继续把他们屯驻在险恶之地，虽然安抚了凉州兵，但是关东兵将领会疑心我们不重视他们。”
　　凉州百姓听到王允想解散凉州兵的风声后，便到处传言，说王允要杀掉所有凉州人，一时之间，整个凉州人心惶惶，一片惊慌。凉州兵将领本来就成了惊弓之鸟，对自己的前途深感忧虑，当他们得知王允要削夺他们的军权，解散凉州兵的消息后，更是惊慌。绝望的凉州兵寻思：反正是一死，不如死个痛快。于是他们迅速召集军队，严阵以待，准备见机起事，并且互相传告：蔡邕只不过受了董卓的一点厚遇而已，王允便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杀了。对于我们，不仅没有丝毫赦免的意思，反而想剥夺我们的兵权，置我们于死地。我们除了联合起来，别无选择。
　　当时，凉州军中最有影响和实力的将领是李催和郭汜。他们将所有凉州兵集合起来，誓师进发都城长安。东汉官兵不堪一击，不久，李催、郭汜的部队便攻陷长安。吕布慌忙领兵出逃，在青锁门停住，招呼王允一同逃走。王允断然拒绝，对吕布说：“如果天子祖先在天有灵，能赐福社稷，保佑我们的国家平安无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我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死来报效朝廷。皇上年纪幼小，少不更事，只能靠我们来辅助他。国家遭受如此灾难，如果弃下皇上，只顾自己逃命，我实在是不忍心。况且，我身为宰相，不仅不能使国家平安无事，反而导致逆贼的反叛，我的责任重大啊!请你出城以后，多多鼓励关东豪杰，要常常念及皇上!”说完，便扶着献帝逃到宣平城楼。李催、郭汜追到宣平门下，叩头便拜。汉献帝壮起胆子询问道：“你们目无王法，作乱京城，到底打算作什么？”李催回答说：“董太师对陛下忠心耿耿，却无缘无故遭人杀害，我们只想替太师讨回公道，不敢造反。等到捉拿处决凶手后，我们愿意接受审判。”王允二话没说，向汉献帝行了最后的君臣大礼，便随士兵走下了城楼，李催、郭汜命令手下当场将王允处决。
　　王允死后，“天子感恸，百姓丧气”。迁都许昌后，汉献帝思念王允的忠贞气节，便改用隆重的殡礼重新安葬王允，还特意派虎贲中郎将“奉策吊祭，赐东园秘器，赐以本官受绶，送还本郡”。后来，又封王允的孙子王黑为安乐亭侯，食邑300户。
　　王允的坎坷一生中，另有一件事情也值得提及：即他对汉代图书、档案等文化典籍的收集和保护。董卓迁都长安时，王允特意把兰台、石室两个藏书馆所藏的图书和档案全部收集整理，用箱子运往长安。“诸藏典策文章，宽共部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惟盖，小乃制为滕囊。”后来，王允又收集了汉朝其他书籍，一律上奏珍藏，“经籍具存，允有力焉”。
　　东汉王朝的最终灭亡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趋势。处于这一具体历史背景下的王允，满怀挽救危难局势的才能和雄心，并不断努力奋斗。他杀贼有功：不仅稳定了政权，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汉末年诸多危机的总爆发。然而，在继续恢复大汉雄风的努力过程中，王允失败了，除了客观上不可抗拒的原因之外，也有他本身的主观失误。虽然东汉王朝最终逃脱不了倾覆的命运，但是，王允在力图改变这一命运的过程中所起的缓冲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后世评价
　　记得小时候听大人说起三国，说到王允巧设连环计，离间了大恶人董卓和猛将吕布，并成功除掉了董卓，心中不禁肃然起敬：好一个精忠报国、智勇双全的大英雄呀！但长大后有机会看了《三国志》《后汉书》等史料以后，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思绪，对这个以前认为的大英雄是又爱又恨，一时都不知道怎样来看待这个当年的偶像，思前想后，不禁掩卷而叹，心中感慨：可怜的王允呀！
　　他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幼聪颖过人，“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被同郡人郭林宗誉之为“王佐才也”。同许多官僚子弟一样，王允很早就投身仕途，他为人秉直，有股子牛脾气，这就注定了他的仕途必然是坎坷不平。
　　史书上说他“年十九，为郡吏，时，小黄门晋阳赵津贪横放恣，为一县巨患，允讨捕杀之”，把当时一个叫赵津的官宦给杀了，结果闯下大祸，赵津的兄弟勾结官宦，恶人先告状，把这件事颠倒黑白，捅到皇帝那去了，结果“桓帝震怒”，王允倒是没事，却连累了他的上司——太守刘瓆，结果刘瓆被处死。王允为这位因自己而死的上司守志三年才回到家中，重返仕途。
　　如果是换了别人，有了这次“教训”之后，想必会变得世故一些，但王允却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当时郡里有个差缺，于是太守王球就召了一个叫路佛的人来补上，但这个路佛的品行名声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王允觉得太守选人不当，于是“犯颜固争”，结果激怒了这位太守，王允因为这事，被太守下令收押起来，准备把他杀掉。幸好这事被刺史邓盛知道了，于是“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不但保住了性命升了官，而且“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废弃”。
　　王允算得上是古代标准的知识分子，读五经，习六艺，史书记载：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可谓是文武双全了。这么优秀的青年才俊，一旦脱颖而出，自然颇受人赏识，于是“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黄巾起义后，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临危受命的王允大破黄巾，“与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等受降数十万”，可谓是战功卓著了。但这时偏偏又节外生枝，在缴获的黄巾军物品中，发现了官宦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联系的信件，要知道张让可是十常侍之一，权倾朝野，敢得罪他的人可真是不多。碰上这种事，出头的又是这位愣头青——王允。王允的检举揭发根本奈何不了张让，却又给自己招来麻烦，怀恨在心的张让岂肯善罢甘休。
　　不久，王允就被罗织了一个罪名而下了狱，不过看上去他的运气还不坏，刚好碰上大赦，于是官复刺史原职。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放出来没几天，他又被抓了进去。当时所有人都为他捏了把汗，连司徒杨赐都派人对他说：发生这些事，都是因为你得罪了张让，如今生死难料，得要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甚至还有些人认为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为了使他免受酷刑而死，居然还专门送了毒药给他，以供他自尽，结果王允的回答却是：吾为人臣，获罪于君，当伏大辟以谢天下，岂有毒药求死乎！
　　史书记载王允是“投杯而起，出就槛车。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叹息。”，不论你说他不通世故也好，迂腐也罢，但你不能不承认，王允确实是条汉子。也许正是因为王允的血性，使得大将军何进、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联名上疏，为他求情，结果也还是死罪得免，活罪难逃，之后又经过多方营救，才在第二年获释。经过这一番折腾，王允也知道宦官的势力之大了，于是“变易名姓，转侧河内、陈留间”，直到灵帝驾崩，才回到京师奔丧。这时大将军何进正密谋扫除官宦集团的势力，于是让王允参与策划，王允的仕途这才又重见曙光，于是“请为从事中郎，转河南尹。献帝即位后，拜太仆，再迁守尚书令”，到了初平元年（189年），王允“代杨彪为司徒，守尚书令如故”，终于位至三公，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即使是在董卓专权时期，王允仍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董卓对王允还是很不错的——“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凭借自己的地位，王允保存了大量的宫廷的书籍资料和其他的用具，面对董卓，王允也是“矫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于危乱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焉”，在汉室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曾经的那个愣头青终于开了窍，没再鸡蛋碰石头地蛮干。
　　董卓把王允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却不料王允心里其实一直在想方设法除掉董卓。还在董卓迁都长安之后不久，王允就提出让“护羌校尉杨瓒行左将军事，执金吾士孙瑞为南阳太守，并将兵出武关道”的建议，名义上是征讨袁术，而事实上却是准备反戈一击，发兵勤王，只是这个计划因为董卓的疑惑而没能实施。
　　到了初平三年（192年），王允的机会终于到了，他利用董卓和其手下吕布的矛盾，成功离间二人，分化了董卓集团，并把董卓推上了断头台。董卓被杀后，人心大快，士兵齐呼万岁，百姓载歌载舞，一时间，王允的威望达到顶峰。
　　可惜的是，经过这场胜利以后，王允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未能正确地判断当时的局势，反而又恢复了他不谙世故的愣头青作风，结果犯下一系列的错误，导致功败垂成。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吧。
　　具体说到王允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很好地处理内部关系。王允掌权以后，捕杀了很多曾经依附董卓的朝中大臣，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也是在董卓的关照下才得以生存。著名学者蔡邕因为听到董卓被杀而叹息了几句，也被王允下狱身死，加上自恃功高，“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造成清流人士及士大夫集团强烈不满，“群下不甚附之”。对待在刺董期间立有大功而且握有兵权的吕布，王允也是非常轻视，“以剑客遇之”，也就是说根本不把吕布当一回事，气得吕布“既失意望，渐不相平”。如此一来，文臣武将都是离心离德，何以服众？
　　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不懂得笼络人心。面对董卓死后留下的大量财富，吕布就提出“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按说这是个正确的建议，对于稳定长安的局势有积极作用，但王允却不予采纳。
　　在对待西凉残余势力上，毫无战略眼光、书生气十足的王允犯下了第三个错误。原本铲除了董卓以后，其手下李傕、郭汜、樊稠、李蒙上表求赦，如果王允能正确地判断形势，赦免其四人的话，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或许能得到宝贵的喘息机会。而王允的回答是：“卓之跋扈，皆此四人助之；今虽大赦天下，独不赦此四人。”心里只想着除恶务尽，逼得这四人起兵造反。在这个问题上，王允显得还不如他一向看不起的吕布。
　　王允刚愎自用，又不讲策略，而关东势力对于长安政权的态度也是各不一样，诸侯中许多势力都心怀鬼胎，王允对内对外都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长安原本趋于安定的局势又变得复杂起来。终于，初平三年（192年）九月，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率兵围攻长安，动荡再次来临。
　　性格决定命运，王允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不幸结局，他拒绝了吕布提出的撤出长安的建议，决心以死报国，结果被杀入长安的李、郭等人所害，时年五十六岁，王允的宗族老幼，尽被杀害，只有两个侄儿逃出生天。在王允家族蒙受几乎灭族之灾的同时，长安，甚至整个华夏大地，也陷入到更大的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之中，军阀混乱的局面愈发不可收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能不说王允也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王允虽有除乱臣于朝堂，缓危局于一时之壮举，却无挽狂澜于倾倒，救百姓于水火之伟略，他刚烈的个性曾经让人无比感慨，又令人无比叹息，读圣贤书的他，似乎忘记了《礼记》中的那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至理名言。当硝烟散尽，尘埃落定之后，王允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感慨和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