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记者、编辑、报刊出版家胡政之出生

　　胡政之（1889～1949年4月14日）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生平
　　1889年出生官宦家庭，1906年，胡政之父亲因病死于五河县知县任上时，17岁的胡政之不得中途辍学，离开安庆省立高等学堂而扶柩回四川。1907年自费赴日留学，1911年归国。
　　1912年应聘出任上海《大共和报》日文翻译，后继任编辑、主笔，编发专电，兼写社论。
　　1915年被派驻北京，以消息快捷受到业内注意。1916年安福系王郅隆接办大公报后聘为经理兼总编，开始对《大公报》进行改革，将原有记者开除，同时聘请林白水、梁鸿志、王峨孙等为特约访员，每天以电话向天津发消息，或以快邮寄稿，新闻因此大有改观。同时对版面进行了改革，抛弃旧式书册，改用西式通栏，版面设计都不断提高。在此后一系列事件，如张勋复辟、新文化运动中都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报道和文章。同时也密切注意国际动向，1918年作为大公报记者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也是与会的唯一中国记者。1920年7月回国后不久辞职，后在上海组织国闻通讯社。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
　　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4月，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1949年4月14日在上海去世。
家庭
　　胡政之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三弟胡选之。 妻子：顾俊琦(胡的续弦，抗战初期成婚，顾维钧的内侄女。1951年春只身出走香港，后前往美国。) 胡政之共有五女三子，除德生在美国，其他子女都留在国内：长子胡济生、次子胡冬生、胡燕(前妻之女)、胡德生(顾氏所生)
　　青年查良镛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问：“胡先生，你就会回来吗？”胡回答：“就会回来。 ”
　　说完淡淡一笑。在这笑容中，查良镛看到了一种凄然的神色，于是立在门口呆了许久。
　　《大公报》总经理没有再回来，连他的名字都渐被湮没。年轻的《大公报》职员后来成了名满江湖的大侠，是为金庸。金庸回忆，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老总”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学者傅国涌称之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谢泳认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当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说《大公报》已死，是怀念一种消亡的传统。在这个短暂的传统中，自由知识分子得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通过报纸“文人议政”。如谢泳所言，中国近世本有两个新闻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他24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31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
　　名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指令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社长）、张季鸾（总编辑）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他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
　　后世叹服，如此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又能披坚执锐，奋战采编一线的报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作为报人，他有着被新闻史家方汉奇称为“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1919年，他曾以记者身份，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不仅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也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评价及影响
　　通常认为，开创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中只有张季鸾以文章名世，但如果没有胡政之的经营管理、吴鼎昌的资本，《大公报》的成功也是无法想象的。三个人中，胡政之主持《大公报》的时间最长，从1926年到1949年，如果再加上1916到1919年，先后达27年之久。对胡的贡献常用管理来加以概括。但近些年学界也开始对其早期独自经营大公报时期的作用开始重新审视。
　　胡政之一生，有两件事最为后人争议，一是他为了《大公报》的发展，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过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这被许多人指为是受国民党的津贴；二是在国共和谈将破裂的时候，蒋介石要开"国大"，要制定"宪法"，胡政之作为社会贤达，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