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缔造者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托洛茨基）诞辰。

        俄国与国际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苏俄（后来的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之一，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翼领袖，他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第三共产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第三国际前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执笔人）。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26岁的托洛茨基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而当时布尔什维克多数干部却还在讨论是否支持苏维埃，这些干部后来被赶回俄国的列宁痛击）。1917年革命托洛茨基率领“区联派”与列宁派联合，并再次被工人推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对于十月革命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托洛茨基赢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后来成了托洛茨基死敌的斯大林，当时作为革命组织领导者之一却写道：“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在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当反托成为政治需要时，此类评价都从斯大林文章中删掉了。）甚至连后来狂热的斯大林派雅克·沙杜尔，当时却也写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6卷P76。）不仅在起义中，而且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捍卫、巩固方面和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方面，托洛茨基也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外交官-苏联国际革命政策的负责人、苏联红军缔造者以及共产国际缔造者）。革命后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均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在欧美共运中托洛茨基的威望非常高。
　　由于官僚极权对信息的封锁，后人常常根据极端偏颇的材料而认为托洛茨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文人，实际上他文武双全，而且谙熟军事指挥艺术，并且亲临战场。正是他作为十月革命的最高军事领袖（在十月革命期间他与士兵一起在战壕里作战），并且在1918年缔造并指挥苏联红军，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列宁曾对朋友、著名作家高尔基说，除了托洛茨基，谁还能给我迅速地造成一支上百万人的强大军队？）。在内战期间，他甚至坐装甲列车冒着枪林弹雨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差点挨炸死；当反革命军队进攻彼得堡时，当时的彼得堡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吓得半死（这事使他丢脸），托洛茨基却从容不迫指挥作战。
　　同时托洛茨基又是一个高明的外交家，他曾强硬地要求英国政府释放因反战宣传被囚禁在英国的俄国流亡革命者，否则就不许英国公民离开俄国，连英国政府方面都觉得此举无懈可击；他还把盛气凌人的法国到访者当场轰出他的办公室（革命前法国一直是俄国的头号债主与政治操纵者），却彬彬有礼地欢迎前来缓和冲突的法国大使，一高一低的姿态显示了托洛茨基高超谋略智慧，堪称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典范。在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对工人代表议会中的质询做了巧妙答复（托洛茨基说他“代表苏维埃”宣布没有任何武装行动的决定，但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当然没有义务承认党中央的机密决定；苏维埃作为工人民主政治机关的决议是公开的，而党中央有权保留机密决定；但托洛茨基不止于此，他补充说道“如果事变的进程迫使苏维埃决定武装行动，那时工人和士兵一定会像一个人似的站出来响应苏维埃的号召。”）。这样的答复——既保守了即将起义的军事秘密，又鼓舞了革命者的战斗意志，同时严格遵循现代民主与公开原则，这些政治答复被波兰人多伊彻誉为“外交辞令的杰作”（详见伊·多伊彻的托氏传记《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第九章P335，第十一章P390）。
　　托洛茨基在国民经济管理与研究工作中颇有创造：是苏俄新经济政策的首先提议者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首先实践者、提议者。1928年斯大林迟迟开始的计划经济实验，是对1923年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拙劣剽窃和粗暴翻版。因为统治者的政策迟到，使得新经济政策到1928年已产生了一个威胁政权生存的农村资产阶级，而苏俄工人阶级国家不得不强力解决——而且是不得不借助已蜕化为官僚集团的强力来解决冲突——结果导致了1929年到30年代初的大饥荒和对农民的大量冤枉错杀。
　　另外，托洛茨基还对文学理论有很高的造诣，其著作《文学与革命》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国际左翼知识分子（包括中国的陈独秀、鲁迅、胡风、王实味等人）。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留下了150多卷《托洛茨基全集》，其生动而真诚的自传和大量私人日记、信件，给人留下了研究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宝贵财富，更是追求社会进步与解放的历史道路上的重要知识库之一。
　　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生于乌克兰赫尔松县富裕农民家庭，祖籍是犹太人。原姓布隆施泰因。1896年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897年 ，参加建立南俄工人协会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1898年 在尼古拉也夫组织工人团体，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902年秋以署名“托洛茨基”的假护照逃到伦敦（他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个名后来比他的真名更著名），参加V.I.列宁、G.V.普列汉诺夫等人主编的《火星报》的工作。一度热烈拥护列宁的主张，曾被人安上绰号“列宁的棍子”。1903年在党的二大上却激烈反对列宁的“雅各宾主义”，倾向于马尔托夫等人（后者开始被称为“孟什维克派”），也与当时的罗莎·卢森堡（对列宁派“独裁的组织方法”的激烈抨击）的观点一致（参见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7月）。1904年9月脱离孟什维克，长期游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俄国1905年革命期间从芬兰回国，12月被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经历了短促却异常激烈的革命高潮，不久被捕。1906年在彼得堡狱中写了《总结与展望》，提出他一生活动的理论基础——不断革命论，即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认为俄国的民主革命必然要由工人阶级通过建立起自己的阶级专政来领导、完成，并由此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率先预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很可能将从俄国革命开始。1906年12月被判处被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脱，流亡国外。1912年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内部出现的错误倾向。1912到1913年曾作为一家自由派报纸的记者奔赴巴尔干半岛采访，托洛茨基成功地扮演了一名精力充沛而独立敏锐的新闻记者、报人以及分析出色的史学家，“他写的所有巴尔干通讯……都具有新闻写作的宏伟风格，体现出革命前俄国的激进自由派报纸的特点……至今还是1914年巴尔干编年史的无价之宝”（伊·多伊彻的托氏传记《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第七章P224）。在1903年特别是1905年革命之后长期鼓吹布派与孟派之间的统一，并且强调自己的“非派别性”。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后，托洛茨基先在欧洲后赴美国，坚持国际主义，主张革命，反对战争。但他既不愿公开接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列宁派口号，也反对第二国际各党支持各自所在国战争的沙文主义右翼势力，仍在布派与孟派之间斡旋。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还在进行时，托洛茨基就采取了最激进的不断革命立场（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主张把革命推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匆忙启程由美国辗转回国以参与革命，途中遭英国政府非法逮捕于加拿大某集中营里（英国政府视托洛茨基等俄国流亡者为极端危险的人物），后遭到（在苏维埃的巨大压力下）俄国临时政府的强烈抗议而获释放。5月17日返抵彼得格勒，当即发表演说鼓吹将革命立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当即被推为彼得格拉苏维埃执委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布尔什维克内部长期对革命阶段论（先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完成民主革命、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不断革命论的关系混淆不清，列宁也一度宣扬革命阶段论，导致二月革命后当列宁从瑞士回国后鼓吹立即把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时（这几乎与托洛茨基同时主张），布尔什维克干部纷纷反对（甚至像诺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资深老革命家也起来反对），当时许多人指责列宁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错误，结果被俄国临时政府逮捕。同时他也因这一戏剧性的天真冒险在工人群众中赢得了巨大声望（当然，后来1919年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被暗杀证明列宁是更有先见之明的）。同年7月坐牢中的托洛茨基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缺席选为党中央委员。9月初代表革命工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包括托洛茨基被怯懦的临时政府释放出狱。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担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1月在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提出“不战不和”的主张，代表多数派反对列宁的意见，拒绝在和约上签字。3月，被免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最后和约以微弱多数票（仅多一票）得以通过，而托当时恰恰投了弃权票并且保留自己意见，但他的中立举动等于帮了列宁那一派，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列宁是对的（参见刘平梅《布列斯特和约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后被任命苏俄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并缔造了苏维埃红军，担任其总司令。9月改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1920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在建设红军和战略战役指挥方面发挥了重大而积极的作用。
　　1920年11～12月他撰文主张改革工会，加剧了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1923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结成私党，代表新兴官僚层的利益（并且部分地反映着因新经济政策而崛起的富农利益），篡夺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特别反对托洛茨基。1923年，随着德国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牵头的40多名老布尔什维克联名发表“新方针”，提出振兴革命的新纲领，包括遏止新经济政策、实行计划经济、扩大工人阶级民主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但遭到斯大林等当权派打压。1924年1月21日　列宁逝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执政，合谋排挤托氏。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了著名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这是对第二国际右翼伯恩施坦有关理论的继承发展，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修正，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斯大林主义路线。斯大林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将马列主义者攻击为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派”，将早已被许多人淡忘的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旧分歧提出来，指责“托洛茨基主义”违背了“列宁主义”。列宁还曾忧心忡忡地对人说，我担心有人会利用我和托洛茨基过去的旧分歧搬弄是非；列宁生前把斗争矛头直指斯大林，并多次在病榻上要求托洛茨基代表他反对斯大林等人。1925年1月，斯大林派支配的俄共（布）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批评他“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偷换列宁主义”；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25年1月被迫辞军事人民委员之职。改任电气技术发展局局长，兼工业与技术委员会主席。从此斯大林修正主义通过种种合法及非法手段逐步篡夺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权。5月，托洛茨基出任租让委员会主席，后任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院院长。同年的联共（布）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名代表在大会发言结束时按照惯例呼号：“我们的领袖季诺维也夫和……对不起！”回头看了看政治局诸位成员，“也许是加米涅夫，万岁！”全场哄堂大笑，季诺维也夫抚掌狂笑，斯大林笑得喘不上气来，托洛茨基也为之莞尔，加米涅夫却一脸肃穆、压根儿笑不出来。
　　1926年4～5月结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围绕工业化道路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批判斯大林的反动观点。1927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通过决定，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职务。1927年，托洛茨基坚决反对斯大林修正主义对中国大革命的瞎指挥，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图。1929年2月12日被逐出国，抵土耳其。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在斯托斗争中，左翼反对派以托为首严重低估了官僚化倾向，错失斗争良机（在1925年之前左翼反对派有人提出武装推翻斯大林集团、将之关禁闭，但遭到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当时甚至私下说要把斯大林送上绞刑架。托当时宁愿把斯大林当作同志、将斗争控制在党内范围，直到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问题才得以公开）。更要命的是，在当时论战双方都把列宁当作最高权威抬出时，托洛茨基等人却坚决反对公布列宁遗嘱（即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上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非常高，却公开说斯大林“粗暴”，建议把他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参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列宁文库）。另一个重大的主观原因是当时俄国革命者早已出现了分化，话说不到一起，对问题的敏锐性也有很大不同，致使左翼反对派不能在同一个时期里聚集起足够的力量。从客观方面看，国际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低落（1923年后），三年内战和反帝国主义干涉战争造成的最优秀的一批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死伤、脱离大工业，以及俄国工人从新经济政策中得到的初步实惠，这些都严重削弱了左翼反对派的政治基础。但反对派在斗争的主观方面的失利无疑是其失败的更直接原因。
　　托洛茨基错过1924到1927年的斗争良机而使左翼反对派失利后，拒绝承认苏联官僚化的不可逆转，仍寄希望于在苏联无产阶级推动下的上层政治改良，并且要求各国左翼反对派留在共产党内为革命路线而斗争。直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才宣告第三国际无可救药，并认为只有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能够挽救堕落了的苏联工人国家，并指导其支持者为第四国际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