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陆军元帅勃劳希契出生。

勃劳希契(1881-1948)
　　陆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炮兵上尉，1912年调总参谋部任参谋。1933-1937年历任第一师师长、普鲁士军区司令、第一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司令。在施莱歇暗杀事件中被指控收希特勒的捐款。1938年升为上将，任陆军总司令，指挥德军进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1939-1940年相继指挥进攻波兰、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诸战役，连连获胜。1940年7月晋升元帅。1941年指挥入侵南斯拉夫、希腊和苏联。由于对苏闪击战失败，于同年12月被希特勒强迫辞职。转入预备役后隐名度日。1945年被英军俘虏。后因心脏病死于汉堡战俘营。
　　Walther von Brauchitsch
　　沃尔特·冯·勃劳希契
　　(1881-1948)
　　瓦尔特·冯·布劳希奇1881年10月4日出生在柏林一个中上阶层的传统家庭，是伯恩哈德·冯·布劳希奇骑兵上将的第5个孩子。由于父母都出身贵族，布劳希奇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年幼时他被选入皇宫，十多岁的时候即加入了德皇的侍从队。青少年时代的布劳希奇相貌英武不凡，军事素质极高，因此他还做过维多利亚皇后的私人侍从。1900年，年满18岁的布劳希奇正式加入了德国陆军并被任命为第3伊莉莎白皇后近卫掷弹兵团的少尉军官。次年转入第3近卫炮兵团服役，从此布劳希奇便与炮兵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的10年时间里，布劳希奇一直都在近卫军的炮兵部队中服役。他天资聪颖，很快便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华。1912年，布劳希奇被破例提升到陆军总参谋部任职。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总参军官，他被分配到第16军（隶属于德皇太子任司令的第5集团军）参谋部任职（总参军官在战争爆发时下放任一线部队的参谋人员在一战德军中是很常见的做法），此后他便一直在西线服役，先后在第34步兵师，威廉皇太子集团军群，第11步兵师，第1近卫后备师和近卫后备军任参谋或首席参谋。由于表现杰出，在战争中他还被提升为少校并获得过霍亨索伦皇家佩剑骑士十字勋章。
　　一战结束后，布劳希奇被新的魏玛国防军留用，先后在斯德丁第2军区司令部和第2炮兵司令部任职。1922年他的军旅生涯迎来了转机，他被任命为部队局训练处处长,在他担任训练处处长的3年间，他曾组织过一次摩托化运输部队的图上演习，演习的项目主要是在空军的支援下进行摩托化运输部队的行军和管制。在这次演习后首次得出了“装甲车辆”在机动作战中具有重大价值的结论。此后，“机械动力部队”在德军战术运用上的作用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一些思想“前卫”的军人开始意识到这支部队不仅仅是单纯的“运输”部队。在他们的脑子里将它向“战斗部队”转化的思想已经萌芽。此外，这次演习验证了地空联合作战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布劳希奇是20年代德军中推动战术变革的先驱人物之一。1925年，布劳希奇离开部队局，重新干回了炮兵的老本行，出任第6炮兵团（隶属于第6步兵师，驻明斯特）的营长。1927年他再次获得提升——他被任命为第6步兵师中校参谋长。1930年，由于军队内部高层人士调整，49岁的布劳希奇上校重返部队局训练处任处长，从此他的职业生涯终于驶上了快车道：布劳希奇不是一个政治化的军人，在普鲁士军事传统的熏陶下他成了一位严肃的职业军人，在对待纳粹党的态度上他采取中立甚至敌视的态度（在东普鲁士任军区司令的时候，他曾为了纳粹党干涉军内建教堂的事情数次上书抗议）。这无疑赢得了当时在任的一些国防军高层人物的欣赏。1932年他调任陆军炮兵总监。 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再一次获得了晋升的机会——接替已升任国防部长的布伦堡的职务，出任东普鲁士第一军区司令兼第1师师长。1935年德国公然撕毁凡尔塞和约，开始了大规模的重整军备。作为扩军计划的一部分，布劳希奇的第一军区内新组建了第1军，第一任军长由布劳希奇亲自兼任。在东普鲁士任军队最高司令的这几年中，他在完成兵役组织方面显示出了极大的干练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这为他在陆军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从1930年到1936年，6年之内，布劳希奇的军衔就由上校一路升到了炮兵上将，在魏玛十万陆军时代，这样的晋升速度无疑是惊人的，这使他成为了30年代初期德国军界中升起的一颗最红的新星。当然，这期间布劳希奇的一路高升是和他出众的军事才能和中立的政治信仰分不开的，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的总参谋部军官中的佼佼者，布劳希奇极受同僚们的推崇，被他们认为是“普鲁士贵族传统的杰出代表”。甚至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将军也称赞他是陆军中“最好的马”。1937年4月，布劳希奇得到了第4集群（驻莱比锡）司令的任命。当时在该集群下属的第14，第15，第16军中，几乎囊括了陆军中所有的快速打击兵力。（当时在陆军高层的眼里，这些简直就是他们的宝贝疙瘩）能登上这个集群司令的宝座，足见陆军高层对他的器重和信任。
　　随着纳粹党和希特勒在国内地位的日趋稳固，纳粹的触角终于开始触及国内尚能威胁他们地位的最后一块“顽石”——德国国防军，国防军的高层们首当其冲，难逃被清洗的命运。1938年初，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布伦堡元帅因婚姻丑闻被不名誉的轰下了台，希特勒亲自兼任了国防军最高统帅。不久，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大将也因敌视纳粹，与“元首”的政策相左而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解职。在新任陆军总司令人选的问题上，希特勒和将军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陆军方面想以一位能代表他们立场的资深将领出任此职，因此陆军参谋长贝克提议由龙德施泰特将军出任。但这遭到了希特勒的拒绝，他的想法是想让一位纳粹的支持者（或是同情者）来出任该职，以便加强对陆军的渗透和控制。不过他提名的赖歇瑙将军同样遭到了陆军方面的强烈抵制。最终，戈林和凯特尔将军一致推举的政治上中立的布劳希奇作为一个折中人物获得了希特勒和陆军双方面的首肯。但获得陆军总司令任命的布劳希奇在当时却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这是因为前任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大将此刻尚未正式被审判，对他的撤职指控（指控他是名鸡奸犯）是否属实还不得而知（事实上对弗立契将军的指控本来就是希姆莱的一项阴谋）。在这种情况下，他接任陆军总司令本身就意味着对军官团权威的公然藐视。不过布劳希奇在陆军总司令宝座的诱惑和希特勒的“贿赂”下，最终还是答应出任陆军总司令。当然“贿赂”一事还得从布劳希奇的家庭说起，30年代布劳希奇虽然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但家庭生活却很不幸。早在1933年，他就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冯·卡斯特德分居，布劳希奇认为她冷酷，缺乏温情和女人味，是个毫无魅力的“霸道”女人。到1938年初，布劳希奇下定决心要与妻子离婚，另娶西里西亚一位法官的女儿夏洛蒂·卢弗为妻子。不过在谈论离婚条件时，伊丽莎白·冯·卡斯特德拒绝布劳希奇提出的按月从他的薪金中付给她大部分钱作为她的生活费的条件，而要求布劳希奇一次性付清一大笔安置费。可布劳希奇却一时间无法拿出这笔钱。希特勒获知此事后拿出8万马克帮布劳希奇度过了难关。虽然还无法肯定的说，这笔“贿赂”在布劳希奇同意接任陆军总司令职位的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但希特勒的“贿赂”无疑帮了他大忙——离婚的丑闻和“二婚”（布劳希奇的新妻夏洛蒂·卢弗和他一样也是“二婚”）的事实极有可能让他成为“布伦堡第二”，最终落得不光彩的退役结局。无论真相究竟如何，1938年2月4日，布劳希奇还是接受了希特勒的任命，正式出任了德国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正式走马上任后地第一件事情对他来说就非常棘手，这就是对他的老上司弗立契将军的审判。陆军方面希望他能对抗政治干涉以保全陆军的利益，贝克等人甚至直接告诉他弗立契将军是被盖世太保和希姆莱所陷害的。另一方面，希特勒也清楚的表现出了对弗立契的敌意。对此，布劳希奇采取了拖延的态度，虽然他信誓旦旦的表示将会采取行动以保全陆军的名誉和声望，然而当弗立契将军获判无罪后，他却并没有向希特勒提出让弗立契将军复职的要求（当然，这里肯定也有他的私心作怪）也没有象他保证的那样向“罪魁”希姆莱采取任何强有力的反击，他只是尽可能的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例如给弗立契配置马匹，汽车和参谋，以改善他的退休生活——来掩饰他内心的愧疚。布劳希奇在弗立契事件中的表现让他在一些军内同僚中声望大跌，同时显示了他缺乏权术手腕和坚强决心的一面，这预示了他日后成为“替罪羊”的悲剧命运。
　　布劳希奇上任之初的德国正值重整军备后的对外扩张时期，希特勒的勃勃野心必然和将军们的谨慎态度产生矛盾，尽管布劳希奇站在专业立场上对希特勒的危险行动屡次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希特勒在奥地利和苏台德事件上的频频得手使得这种反对变得日趋无力。面对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布劳希奇最终还是选择了屈从于元首的战略，这宣告了曾经权倾一时的陆军总司令开始逐步丧失战略上的发言权。此外，布劳希奇在奥地利和捷克问题上的对希特勒的顺从还引发了军官团的第一次内部分裂，分裂的结果使得他的主要助手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于1938年辞职并投入了倒希阵营，这更加削弱了他的权力基础。这里多说几句，这种结果在客观上对日后的德军指挥体制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破坏（另外一种破坏我将在后面谈到）。一方面，一些德军官兵们开始相信，甚至迷信希特勒的“军事天才”而愈加不敢怀疑元首的判断。另一方面，膨胀了希特勒的自大心理，使得他对将军们的专业意见越来越不屑一顾，而对陆军专业领域的干涉越来越多。德军传统的“任务式”指挥开始自上而下的被“命令式”指挥所代替。这样的破坏在德军入侵苏联失败后将会对德军的指挥体制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虽然近年来一些史学家和二战爱好者们对一些“德国革命战争回忆录”在这个问题上的记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上述问题确实是无法回避和否认的客观事实，只不过这些 “革命战争回忆录”将上述问题过分夸大了而已。
　　1939年9月1日，德军悍然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此时的希特勒缺乏指挥大规模作战的必要经验，而他的小参谋班子——OKW还没有能力参与组织战役的能力。因此在计划的制订和战役实施阶段，希特勒的干预极少，在战役期间，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甚至没有与希特勒，凯特尔和约德尔通过电话（在这一阶段，陆军虽然基本丧失了在战略上的发言权，但在作战领域的自主权尚未被剥夺）因此，在波兰战局中，布劳希奇和他的陆军总部第一次扮演了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布劳希奇的组织能力和指挥才干在对波兰的闪电战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虽然他有些零碎的使用了装甲部队，而且使用过于谨慎。尽管德军在波兰的速胜比不上第2年法兰西战役中的惊世骇俗，但半个月内灭亡波兰——这个欧洲第5大军事强国的辉煌记录还是足以载入经典战例之林。这当然也为布劳希奇赢得了荣誉。1939年9月30日他被希特勒亲自授予新设立的骑士铁十字勋章。
　　波兰战役结束后，布劳希奇和陆军都希望希特勒经由慕尼黑式的谈判来达成和西方大国的和解，使它们被迫承认波兰的继成事实。可是布劳希奇却打错了算盘。1939年9月27日，希特勒在事先没有征询布劳希奇和陆军的意见的情况下通知了三军的军种总司令一个惊人的消息——他将要在秋天在西线发动进攻！这令将军们大感沮丧，他们既没有希特勒的勃勃野心，也不相信德国有能力取得西线的胜利。如果说先前的波兰战役是因为“世仇”加上对手的弱小使得军方颇为配合，那么在这次面对“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时，军方则显得信心不足，畏首畏脚。尽管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企图说服元首打消与西方大国对抗的打算，但却毫无效果。布劳希奇只得转变策略，先接受希特勒的决定，再从长计议，慢慢说服希特勒接受他的看法。为争取时间，布劳希奇采取了拖延的办法，他以在波兰的德军主力需要时间调防和补充为由，屡次推迟了进攻发起的时间。进入冬季后，他又以天气不佳为由，要求将进攻推迟到1940年春天。希特勒对陆军这种消极态度极为反感。在1939年11月5日与希特勒的一次会谈中，当布劳希奇以军队准备不足为借口要求推迟进攻时，遭到了希特勒的严厉斥责。布劳希奇当时愚蠢的提出：在波兰的军队缺乏进攻精神，甚至有些部队存在“兵变”以及前线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甚至还拿1939年陆军的情况与1918年第二帝国崩溃前夕的陆军状况作比较。希特勒听完勃然大怒，大声叫嚷“陆军总司令竟如此给陆军抹黑简直不可思议”，会后，希特勒甚至要下令将他撤职（后来凯特尔以没有合适人选为由劝希特勒收回了成命）。这让布劳希奇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据哈尔德后来回忆，到第2天布劳希奇回到佐森时仍不能连贯的说出话来。为了打消将军们对西方攻势的疑虑，10月9日，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下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里，希特勒详细阐明了发动西方攻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详情可参见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P634-635），夏伊勒在他的书中称：“这份备忘录是这位前奥地利战士所写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文件之一。这份备忘录不仅表明希特勒从德国人的观点出发对于历史的理解，还表明他有杰出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同时也表明他对于西线战事的发展与结果具有预见。”在这一点上，希特勒确实要比布劳希奇和陆军更为高明。而紧接着，陆军参谋部匆忙抛出的第一份西线作战计划——黄色方案更加深了希特勒对陆军首脑的蔑视和成见。（关于黄色方案，可参见本人的另一篇文章《浅析法军在法兰西战役中战败的原因》）由于黄色方案从大体上看，跟德军1914年的“施利芬计划”类似，因此在希特勒和很多陆军将领看来，这个计划并不能保证能在西线取得决定性胜利。就此，当时任A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曼施坦因将军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也就是后来“镰刀闪击”的雏形。不过，因为哈尔德个人讨厌曼施坦因，以及在一些比曼施坦因军阶较高的将领们中存在着某种职业上的妒忌，曼施坦因的计划被束之高阁。直到2月份，在希特勒与新任军长的一次见面会上，曼施坦因的计划才被重新提起。陆军高层对于西线进攻计划的敷衍态度以及对新计划的压制让希特勒对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更加不满，在一次会议中，当布劳希奇进入会议室时，希特勒说：“第一个懦夫来了”，而当哈尔德稍后进来时，希特勒说：“第二个懦夫来了”。
　　尽管曼施坦因计划确实比陆总原先提出的黄色方案来得高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曼施坦因计划是在希特勒的亲自干预下获得陆军同意的。这带来了“侵权”的问题，时任OKW指挥参谋部国防处处长的瓦利蒙特后来在他的《德国国防军大本营》中对此写到：“现在的问题是，希特勒将陆军首脑完全撇到一边，擅自决断；而且除了定下进攻的决心外，还亲自为作战指挥制定方针，规定“何时”和“如何”行动。这意味着，OKW已着手接管陆军指挥了。”这样的情况在1940年4月发起的北欧战役中更是发展到新的阶段——在整个北欧战役的组织和实施阶段，都是由OKW极其下属的指挥参谋部负责的，而陆军参谋部根本就没有插手。(哈尔德在他的日记里愤怒的写到：“元首从来没有这场战争向陆军总司令征询过只言片语，这可以说是战史上的一项记录。”）这标志着德军中第二套指挥体系——希特勒的私人参谋部OKW的初步形成（关于OKW的演变可参考我的另一篇元帅传记《布伦堡》），自此后，这种奇怪的指挥体系（苏德战争爆发后，东线的战事由陆军参谋部负责，而西线的战事则交由OKW掌管）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直到1945年第三帝国覆灭前夕，OKW彻底取代陆军参谋部的职能。如果将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对德军指挥体制的破坏称为对陆军的“削权”的话，那么这种对陆军的“分权”则破坏更大，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这种指挥体制严重削弱了陆军参谋部在专业领域的权威，让陆军不仅在战略上失去了发言权，而且在作战领域的自由也逐渐被剥夺，倘若希特勒和陆军的意见相左，他完全可以绕开陆军这个绊脚石。这让陆军总司令在应付希特勒的同时还得竭力维护OKH和陆军参谋部的职业权威，而显然布劳希奇对此是难以胜任的。
　　言归正传，西方战役前虽然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仍对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感到怀疑，但德军这架战争机器毕竟已经高效率的运转起来了。德军对西欧的进攻于1940年5月10日打响，战役开始后，德军在阿登山区的突破取得了奇效，联军在战役开始后10天已经基本失去了战斗意志。6月 27日，战败的法国政府在贡比涅森林同德国签定了停战协定。德军“闪电战”的巨大威力第一次完美的在法国展现。法兰西——这个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耗尽国力，血战四年也未能征服的国家，竟然在二十二年后的短短六周内便被德军所轻易击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般的胜利。为了犒赏他的将军们，1940年7月 19日，在柏林克罗尔剧院，希特勒宣布提升12位将军为元帅，这其中就包括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尽管希特勒可能更愿意在此之前撤换布劳希奇，元首却不可能在没有晋升陆军总司令时晋升他人。也许是受到了在西欧胜利的鼓舞，法兰西战役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一反常态，对入侵英国的计划显得十分乐观。不过随着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的失败和雷德尔对于整个登陆计划的悲观态度，使得整个海狮计划被迫延期（实际上是放弃）。此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曾提出过德国向地中海方向扩张的战略，以期彻底驱逐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从而迫使英国投降。但希特勒从未显示出他对于地中海任何战略目标的兴趣，反而提出打垮苏联——这个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最后的潜在盟友——才是最终解决英国问题的途径。在对苏军实力错估的影响下，布劳希奇也赞同希特勒的这一战略。在1940年12月8日颁布的第21号元首训令中充满了长篇大论不知所云的论调，对整体的作战目标也没有明确的交代。这为以后爆发的战略争论埋下了伏笔。西顿上校在他的《苏德战争》一书中形容“希特勒入侵苏联的目的只是为了追寻海港，城市，原油，煤矿等资源目标。”。当时天性谨慎的布劳希奇或许已经事先看到了“巴巴罗萨”所潜藏的这些危险，不过他明显受到了当时一连串胜利的影响，因而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1941年4月底，他对侵苏战争做出了以下评估：“头四个星期俄军将会在前线激烈的抵抗，但接下来的抵抗将是十分微弱的。”——7个月后，东线残酷的现实将无情的将他推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
　　1941年6月22日，德军闪电般的进攻拉开了苏德战争的序幕。在最初的几周时间里，德军取得了法国式的辉煌胜利，苏军布置在边境地区的重兵集团几乎无一例外的遭到了重创。前线乐观的形势令希特勒有些忘乎所以，7月8日，他甚至指示布劳希奇不要继续派遣装甲部队前往东线并且准备大量裁减步兵师的数量。不过，希特勒似乎忘记了一点，古德里安在法国创造的决定性的“海峡冲刺”的距离在苏联仅相当于明斯克战役中的突进距离。德军在边境交战中所取得的胜利并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随着8月底斯摩棱斯克战役的结束，德军指挥高层爆发了第一次严重分歧，到底是中央集团军群继续朝着莫斯科突进，还是南北分兵攻占乌克兰和列宁格勒？围绕这个问题，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情况可参见我为博克元帅所做的小传），虽然布劳希奇和他的多数同事一样强烈反对希特勒南北分兵的决策，不过在元首的一再坚持下，他还是选择了屈从。这样的屈从甚至发展到布劳希奇提出辞呈希特勒也不准许，而布劳希奇却不敢反抗。他的参谋长哈尔德曾这样形容这时的布劳希奇：“如果我没有宗教信仰和内在的乐观个性，我就会象布劳希奇一样。他将所有的绝望都隐藏在一副精悍的面具之下。”虽然德军取得了基辅战役的大胜，但却失去了攻克莫斯科的最佳机会。当10月初中央集团军群重新集结重兵企图冲击莫斯科时，他们遇到了战争开始以来最严酷的挑战。尽管在这次进攻莫斯科的“台风”行动中集结的装甲部队的比例在此之前是最高的。但苏军的顽强抵抗和东线严酷的环境还是将德军挡在了莫斯科城外。这种恶劣的形势让布劳希奇身心深受打击，11月上旬，他因心脏病一度被称为“一个完蛋的人”。希特勒也对他越来越不尊重。例如 11月29日，希特勒就在没有与布劳希奇协商的情况下解除了德高望重的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龙德施泰特的职务。12月6日，也就是苏军在莫斯科以南发动反击的第2天，当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试图向希特勒报告东线的实际情况时，又一次遭到羞辱。哈尔德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今天经历了打击和羞辱。堂堂陆军总司令的待遇只比一个信箱好些。”此时的希特勒甚至开始越过布劳希奇直接给集团军下达命令。尽管如此，希特勒还是无法挽回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失败的命运。为了为这样的失败寻找借口，希特勒必须寻找一个替罪羊，而他早就有心撤换的布劳希奇正是“背黑锅”的最佳人选。1941年12月19日，希特勒突然宣布将布劳希奇解职，由他亲自兼任陆军总司令。希特勒对于这项命令向哈尔德解释道：“作战指挥这样的小事人人都会。陆军总司令的职责是要使陆军国家主义化。没有一位将军能够按照我的意志去尽到这种职责。所以我才决心自己来干。”
　　作为一位在德军早期的建设和胜利中建立过功绩的元帅，被解职的布劳希奇结局十分惨淡。他被解职时没有获得任何荣誉性质的勋章，而仅有一些金钱上的奖赏。退出现役后的布劳希奇回到了西里西亚，赋闲在家。直到战争结束，他再也没有获得起用。此后，每当谈及布劳希奇，希特勒仍对他满怀轻蔑之情，甚至称他是“徒劳而懦弱的可怜虫”。1945年5月，布劳希奇在德国北部的什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被英军俘虏，1946年8月，他曾出庭为德军高层的罪行作证。1948年10月18日他在明斯特拉格的英军监狱中因心脏病复发而去世。
　　后叙：提起布劳希奇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二战迷的第一印象就是“懦弱”。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布劳希奇的性格决定的。布劳希奇生性谨慎，内敛，是一个自制，有所保留和敏感的人。他外表高雅，行动举止颇有威严。陆军元帅曼施坦因曾对他有以下形容：“虽然他的迷人之处不是出自内心，但他仍是一位正直，有礼貌甚至是迷人的人。正如他缺乏积极的个性。所以他不会给人一种强悍的印象。总体来看，他是一个冷淡且内敛的人。”同时，他不爱与人争执的个性让他“宁可接受他人的意见，也不愿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提议。”这样的性格特点让他在与希特勒共事时很快就落入元首的掌控之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软弱的印象淡化了布劳希奇具有出色军事才能的一面。正如我在正文里介绍的，20年代他在任部队局训练处处长期间为推动德军战术变革过程中作出了贡献。作为德国陆军中的炮兵专家，他对作为二战中德军著名的88炮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他出色的组织才能也在陆军中有口皆碑。应当说布劳希奇是一位能干的，但不能算是一位杰出的军人。如果他仅仅出任一位前线指挥官，可能不会遭到后人如此多的诟病。在他出任德国陆军总司令的4年时间里，陆军的指挥大权逐步落入希特勒掌控之中，本应是希特勒首席战争顾问的陆军总司令却大权旁落，被削权降格。这种对德军指挥体系的贻害是极为深远的。如果说布伦堡是造成这种情况的肇始，那么布劳希奇就是最终促成的元凶。尽管在这期间，他曾多次试图反抗希特勒的意志，但这样的反抗往往是不坚决的，无力的。一旦遭受挫折，他又经常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寻求自我安慰，希望时间能够使希特勒的看法发生改变，从而“柳暗花明”。内敛的性格加上消极的态度注定他也只能顺从于希特勒，而无法作出改变。他先后两任的参谋长贝克和哈尔德都曾劝说他辞职并参加反抗希特勒的秘密组织，但他既被束缚于对希特勒的忠诚也无反抗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