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统兴登堡在坦能堡纪念碑仪式上发表演说，否认德国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即否认《凡尔赛条约》的第231条。

      一般认为虽然一战西线战事绝大部分发生在法国，法国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克莱蒙梭的政策仍过分激进，对德国过分苛刻。而且条约是胜利者强加于失败者的和平，是对德国的一种羞辱。时至今日史学界对此仍有不同观点。
　　凯恩斯在其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中说，这是“迦太基式的和平”，意即将战胜了德国的法国比作与在布匿战争中战胜了迦太基并将其彻底摧毁的罗马帝国。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埃蒂涅·曼托索在给凯恩斯的公开信中发表了他的不同观点，并指出凯恩斯的战后预言并未成真，如凯恩斯预言欧洲钢铁产量会下降，实际上１９２９年的产量较１９１３年增加了１０％，凯恩斯预言德国钢铁产量会下降，实际上１９２７年德国的钢和铁产量较１９１３年分别增加了３０％和３８％，且１９１３年的数据包括了战后德国割让的领土。又如凯恩斯预言战后德国国内储蓄不会超过２０亿马克而实际上１９２５年的数字是６４亿，１９２７年７６亿。凯恩斯预言德国在条约生效３０年内无法支付高于２０亿马克的赔款，曼托索称在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９年间德国在重整军备上花费了７倍于此数的金钱。
　　近来又有一种观点称德国在条约中获益匪浅，如史学家格哈德·温伯格在其著作《手边的战争》中提到，由俾斯麦一手建立的德国政治体系不但未被摧毁反而得以保存，而且德国避免了战后被战胜国大规模军管（特别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对比）。
　　现在回顾一下，在１９１９年时德国其实取得了较五年前战争爆发时更有利的战略态势，尤其是德国的东方，原来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不断膨胀且亲法的俄罗斯帝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交上孤立，内部纷争不断且卷入内战的苏维埃俄国。在南方，德国的前盟友奥匈帝国分裂为数个弱小的共和国，对德国的再次崛起已经无法构成威胁了。
　　英国军事史学家科热里·巴尼特声称，与德国所期待的一旦赢得战争后他们强加于协约国的和平条约相比，凡尔赛条约实际上是相当仁慈的。对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俄国失去了１／３的人口，一半的工业，９０％的煤产地以及５０亿马克的战争赔偿。巴尼特同样认为德国在签订条约后的战略态势较１９１４年更好，以前在德国东方可以起到平衡德国作用的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消失，而且德国和新生的俄国之间有波兰作为缓冲。在西方只有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人口都不如德国的法国和比利时。巴尼特还认为英法两国应通过一种彻底摧毁俾斯麦一手创立的统一的德国并使其重新分裂为多个较弱小的政治实体的方式实现欧洲大陆的永久和平，只有这样做才能彻底解决德国给欧洲带来的麻烦，但英国并未达成自己参战的目的。
　　如果不以现代的战略或经济角度思考问题，凡尔赛条约在德国人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随后在纳粹党的培育下生根发芽，这也是希特勒一上台就开始明目张胆的践踏条约并赢得国内的一片喝彩的原因。史学家丹·洛林说，凡尔赛条约的连锁反应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