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小说派的重要作家和理论家米歇尔·布托尔出生。

       米歇尔·布托尔也是新小说派的一位重要作家和理论家。1926年9月14日米歇尔·布托出生于法国北方工业重镇里尔的郊区，其父亲在北方铁路公司工作。1929年全家人搬到巴黎定居，布托在巴黎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并利用父亲在铁路部门工作的便利到处旅行，使他养成了日后一边写作一边漫游的习惯。后来他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文学和哲学，但几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都未通过。他曾在哲学学院担任哲学家让·瓦尔的秘书，使他有机会认识了不少文化名人。在桑斯的马拉美中学教了几个月法语后，他借助一篇谈埃及教育改革的论文到了埃及，在尼罗河谷的一所学校教法语。然后他非常幸运地成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外教，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创作，并通过作家乔治·朗布里西的引荐在子夜出版社出版了《米兰巷》、《日程表》、《变》和《度》，这4部小说作品在文坛冒出新鲜而奇异的火花，作者富有才情的写作试验、独特的风格、渊博的知识以及大胆的创新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坛的重要地位，被萨特预言为20世纪最有希望的伟大小说家之一。
　　法国著名小说家、诗人、文艺评论家米歇尔·布托即将迎来80华诞，为了向这位新小说派的主将表示敬意，为了纪念他60年的写作生涯，法国拉迪费朗斯出版社（LaDifference）很早就在筹划出版他的作品全集。《布托全集》由巴黎八大教授、法国文学专家米海依·卡勒-克鲁贝（MireilleCalle-Gruber）主编，计划出版14卷，其中第一卷分小说、保留剧目两册，已于今年早些时候面世，两册加起来总共2352页，600万字。法国国家图书馆也从6月19日到9月13日举办一个名为“米歇尔·布托：漫游写作”的展览，集中展出他的各类作品、作品手稿和他所有的信函等，让广大读者领略这位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其他新小说派作家一起在小说领域发动翻天覆地变革的伟大作家的风采。我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就有幸聆听过朱静老师讲授她翻译的布托的代表作《变》，做编辑的时候编的第一批书里也有他的《日程表》（中文版译名为《曾几何时》），和这位文学大师也算有点缘分吧，所以一到巴黎我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法国国家图书馆观看展览，希望可以从中探寻出他的创作道路与人生轨迹。
　　布托4部小说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荣获1957年雷诺多文学奖的《变》，与阿兰·罗布-格里耶的《嫉妒》、克罗德·西蒙的《风》、娜塔丽·萨洛特的《向性》同时出版，至今依然是新小说派作品中阅读率最高的一部。《变》写的是一位45岁的名叫莱翁·德尔蒙的乘客搭乘火车从巴黎前往罗马，在列车上思考自己的人生与选择。他是一家公司的经理，是个事业成功的男子，但和脾气暴躁的妻子、4个跟他很陌生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他感到窒息。他每个月去罗马的时候都会想他的情妇，一个漂亮的罗马女子西西。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想把她接到巴黎来，公开和她生活在一起。但坐在第三等车厢里的劳顿，以及对许多次和妻子或者情妇的旅行回忆慢慢又使他改变了主意，所以书名叫做“变”。作者成功地在一节车厢、在20个小时的行程中把一个人动荡的一生写了出来，而且是首次使用第二人称叙述，使读者成为书中主角，还通过通篇的“你”毫不留情地把主人公诡秘行踪、邪恶念头、意乱情迷、难言之隐都赤裸裸地表露出来。而另一部获奖作品《日程表》中穿插有爱情故事、侦探案件、异国情调、历史考古、象征意味和隐喻暗示而被批评家视为“一盘什锦文学佳肴”。
　　然而，这位最有希望的伟大小说家在写完这四部小说后却中止了小说创作。为什么不再写作小说？每一位记者采访的时候都会问他这个问题，他解释说小说只是他人生某一个阶段所采用的一种创作方法。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他像许多中学生一样写了许多诗。在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时，他对超现实主义诗歌和现象主义哲学发生兴趣，开始写诗和文学批评文章，后来觉得通过小说的形式可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于是许多年里都集中精力进行小说创作。他的几部小说出版后很受欢迎，但也引出了不少问题。譬如《变》出版后，有人老问他为什么用第二人称叙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又写了一本关于小说中人称的用法的书。于是他出的小说越多，写的随笔论文也越多，以便阐明他写的那些小说，他的作品也就越来越膨胀。在回答人们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时候，他也开始背离小说，用随笔来解释创作的前因后果，他的写作手法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应出版社的要求，我曾经重新尝试过写小说，编辑说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必须写小说。但作品刚开始写，就变成了另外的东西。所以，45年来，我不再写小说了。永远也不会写了。”
　　但布托并不认为小说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还有许多绝世佳作等待着人们去写。最伟大的小说是超越国界的，可以与戏剧、随笔和诗歌相互交融，成为真正的叙事诗，就像波德莱尔谈到巴尔扎克时所说的‘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福楼拜、乔伊斯和斯汤达对我来说首先是诗人。新小说把罗伯-格里耶、克罗德·西蒙、萨罗特、克罗德·奥利埃和我5个各有千秋的人聚集到一起。我不觉得我们像1930年代的超现实主义流派一样形成了一场文学运动。但有一点是真的，我们都在寻找一种新的小说表现形式，虽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布托不写小说，但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作，除了随笔，他还创作诗歌和绘画作品。他已经创作了1300多部作品，这还不包括那些翻译作品以及与别人的合集。“我很难相信我已经写了那么多的书，超过1000部。人们看到这么多作品，以为我毫不费劲就写出来了，实际上，写作总要付出巨大的艰辛。写《日程表》和《变》的时候，我做过大量的准备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研究布局，洋洋洒洒地列出写作大纲和细节。我写出一部分又重新写，有些章节重写了50遍。雷蒙·胡塞尔曾说：‘我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只是希望这些流出的血对人们有益。”从1960年代起，他开始写一些很特别的诗，那是与雕塑家、画家和摄影家等其他门类的艺术家的对话。他对绘画和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很早以前就开始不停地画画。他父亲在铁道机关工作，把所有的休闲时间都用在画水彩画或者做木雕上，布托那时就梦想变成画家，实现父亲没有实现的理想。他还拉小提琴，想做音乐家。他什么事都尝试过，最后是文学占了上风，但他依然怀念画画和音乐。“我跟画家们在一起比跟作家在一起更自在。如果不是他们恳求，很多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所以他与许多画家合作过，进行过一些试验写作，在绘画作品中进行创作。在西方，艺术作品特别受到保护。它们被装进玻璃柜中。进入这个柜子，也就是闯入禁区。我想打破这个自有理由的禁区，但我也有理由打破禁区。”
　　布托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写到旅行。只有旅行才会让他中断写作，而这些旅行却又为他创作新的作品提供丰富的素材。他的几部小说都是在埃及和美国之间写出来的，“我先有旅行然后才有作品。当我读了很多书后，我就出发。我从来没有失望过。我想找的东西总能找到，还能找到别的东西。旅行实际上是我整个一生的原动力。”他最先去的是埃及，不仅在尼罗河谷中找到了教师的位置，还发现了埃及的写作之神，那个写作之神模样像猴子，作家实际上就应该像猴子一样善于模仿。1960年在美国的旅行对他造成的冲击非常大。那个时候，所有年轻的作家都要去美国，就像16世纪所有的作家都要去罗马一样。他作为费城附近一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到了美国，开始周游美国，然后用笔记记录他在那个充满梦想和恶梦的国家耳闻目睹的事情。他还到了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旅行的时候，“别人带我去看的东西，我看了后总想看看它旁边的东西。在博物馆里，我仔细欣赏玻璃框里的艺术品，但我也注意观察那个玻璃框以及玻璃框边的那面墙。我很想把那幅画翻过来看看它的另一面有什么。我觉得看看别人没叫我们看的东西非常重要。大摄影家布雷松也和我一样，有一天他对我说：‘当我旅行的时候，我会去看别人带我去看的东西，但我拍摄的却是旁边的东西。’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喜欢住在国界旁边。我住的地方离瑞士非常近，我常去瑞士购物，离意大利也不远，过了勃朗峰的隧道就到了。穿越国界可以帮我看到新的东西。”
　　如今80高龄的布托“离群索居”地隐修在法国瑞士边境的露升日高山牧场上的一所旧教堂里，“隐蔽在宁静之中”。这位特立独行的人“漫游者”笔耕不辍，从一门学科到另一门学科，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资源、想像和才智，把艺术、科学、精神活动有机地融汇在一起，创作出各种形式的作品，旨在用它们来改变现实生活，弥补生活的空虚，从平凡的日常活动中找出生活的奥秘。
　　80岁的布托留着一大把白胡子，目光依然炯炯有神，思维依然特别清晰：“我非常清楚我是上个世纪的人，但我希望自己还是一个年轻的诗人。”